如同每一棵樹匯聚一起，構成一片森林的形象，每一位黨員的行為，同樣樹立起共產黨的形象。1973年我入黨時，舉起右手向黨旗宣誓，這個動作激勵我為銀幕寫作之時，永不忘記把人民群眾對執政黨的要求和希望代言在銀幕上……
在銀幕上向同志致敬
在紀念建黨90周年之際，我懷念那些離去的好同志，那些已融入我的情感，并被永遠拷貝在膠片里的蔣筑英、孔繁森、雷鋒、牛玉儒……這些光彩的身影在銀幕間，構成了大眾可見的黨的形象：
蔣筑英是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他是死后被追認的中共黨員，是一代中年科技工作者的典范（電影《蔣筑英》）；孔繁森兩次援藏，捐軀高原，被譽為領導干部的楷模（電影《孔繁森》）；牛玉儒被胡錦濤總書記譽為“黨的好干部，人民的貼心人”（《生死牛玉儒》）；曾聯松是五星紅旗的設計者，有過兩次入黨的經歷，他把對于黨的熱愛和忠誠都融入到國旗的設計之中（電影《共和國之旗》）；雷鋒的戰友喬安山，直到電影《離開雷鋒的日子》上映后，56歲加入了共產黨，現在是雷鋒精神的傳播者；崔福順是朝鮮族女黨員，因見義勇為收養烈士遺孤而傳為佳話，電影表現了新疆與延邊朝鮮族之間民族團結的故事（電影《良心》）；女法官尚秀云挽救了上百名失足少年，她是優秀的黨員，家長和孩子親切地稱她“法官媽媽”……
我坦言，在我創作的黨員形象中滲透了我對同志們的致敬和熱愛，從他們身上體現了黨的宗旨，我有責任藝術地傳播他們對黨的情懷。
特別是《建國大業》的創作，再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中國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召開新的政協會議，完成了建立新中國的宏圖大業，在關鍵時刻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的領導。從此，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黨的地位。
想起那些可愛的同志，我的職責就是到生活的底層，尋找他們播撒在民眾心中情感的種子。他們和我一樣，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也是血肉之軀。雷鋒、孔繁森都死于車禍；蔣筑英、牛玉儒被病魔擊倒。但是，他們以服務人民為榮的信仰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摧毀的，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永不背叛對黨的誓言，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我寫呼和浩特市委書記牛玉儒時一位群眾對我說：“我們評價干部就一把尺子，看他是為自己撈好處，還是為百姓謀利益。”
縱觀我筆下的共產黨人，無不連在一條紅線上，那就是在干群、黨群關系上做文章，特別是黨員個人利益與群眾的利益產生沖突時，就卓見人物的黨性了。我舉個例子，自身患了癌癥的牛玉儒，卻關心奶農飼養的奶牛所患的乳腺炎，他知道患乳腺炎的奶牛就會影響產奶量，少產一噸奶，農民就少收入1700多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這些寶貴的細節對揭示人物心靈，展示人物性格，決定影片是概念還是形象，是說教還是情感，是虛假還是真實。我用生活的細節焊接藝術與生產的接口，源于生活的細節是最能打動人心的音符。
人民憎恨腐敗，贊美廉潔，當我想到阿里高原上的孔繁森，身為廳級干部卻背著藥箱，給藏族聚居區的牧民送醫送藥，為收養孤兒，他3次賣血。我訪問了他所有親人，大哥孔繁華說起賣血的事情，止不住淚水流下來了：“知道繁森賣血，俺家里寄幾個錢去，也不能讓俺兄弟賣血啊！”這些緣于生活的情感，流入劇本的字里行間。想一想那些揮霍人民財產的腐敗分子，人們怎能不愛孔繁森，透過銀幕那美麗的光束透視共產黨人的那顆跳動的心臟，點燃觀眾心中不滅的理想之光。
打動心房與贏得票房
我之所以在年輕時加入共產黨，不能排除受到電影中共產黨員形象的感染，《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許云峰，革命信念高于天、堅如鐵，正是因為這樣一些肯于為信念而捐驅的人，這個黨才有力量。今天，在黨領導下的偉大的改革，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是一大批肯于奉獻的黨員，推動社會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大發展。
題材無禁區，編劇有立場。當下電影盛行娛樂至上、消遣為王、調侃戲說、惡搞經典的商業化風氣，我不想跟風飄，不愿隨人后，堅守自己的追求，選擇自己感動的人物，面對市場的要求，我知道堅守主旋律的創作是需要勇氣的。
主旋律電影就沒有票房嗎？反腐倡廉的電影《生死抉擇》創下1.4億票房；《不該發生的故事》表現黨員的承包的影片，那時票價只有幾元錢，也達到上億票房。事實說明，在外國大片猛烈的槍戰和震耳的廝殺中，中國觀眾仍然關注和喜愛那些代表人民利益和時代精神的藝術形象。在經濟轉型的時期，銀幕形象傳遞著一種精神和信仰。我不怕別人說我寫了“教材”，沒有入流“娛樂好玩”的商業片。至今，我還記得肖爾斯評論《蔣筑英》的話：“即使《蔣筑英》電影只有一個人看，也比那些打打殺殺的影片擁有眾多觀眾更有價值。岳母只給岳飛一個人刺上‘精忠報國’，岳飛卻帶起了千軍萬馬。”這樣的評論時下已經少見，就一部影片而言，社會效益永遠高于經濟效益。只要有真誠，就會有感動，感動人心是藝術的本質追求！
我很欣慰，北京一個家長攜全家人陪自己讀高三的兒子肖迪來看《生死牛玉儒》，后來這個學生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大；《離開雷鋒的日子》北京市有185萬人走進影院，創下北京市至今最高上座人次；《良心》在上海的票房達407萬元，大光明影院首映那天1400多名觀眾，看完電影不散場，四處找募捐箱，觀眾當場為烈士遺孤解囊捐贈了2145.40元，這說明愛是能夠傳染的，心靈是可以點燃的，那些播撒精神之火的共產黨人，改變人們對于政黨和社會的看法，提升了他們對生活的自信和態度；《建國大業》反映新中國成立，大批明星懷有愛國情懷踴躍加入，創下高票房的市場效果。
電影是要看票房，更要看感動多少人的心房，讓人們看到群眾中涌現出的杰出的黨員形象，再次溫熱他們的心窩。每一位感動人心的廉潔奉公的干部形象，都會堅定人們對執政黨的信念，這是情感的影響力和征服力，盡管人們看到了社會中像韓桂芝之類買官賣官的丑惡行徑，看到了某些干部腐敗墮落的現象，但是，我用銀幕來證明真正的共產黨人是什么樣的。這些共產黨人堅持黨綱，堅守信念，必定會鏟除黨內腐敗，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能夠帶領我們實現小康理想的核心力量，我的目標就是這樣的群體——近8000萬黨員同志，多么大的觀眾群體！
鮮明的個性與一個共性
如何寫好當代共產黨人？首先要知道好的黨員在哪里？作為原創者，必須到生活的底層去尋找他們與群眾結下的感情，熟悉和體驗這種感情，才能創造人物。
由我編劇的電影中的共產黨員都有鮮明的個性，也有一個共性。當他們舉起右手向黨旗宣誓的時候，他們的左手沒有伸到黨和人民的口袋里撈什么東西。他們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們不欺負老百姓，為百姓辦實事做好事。我向他們靠近，我為能在電影中創造他們的藝術形象而欣慰，我為這些電影能受到大眾的喜歡而幸福。
說到底，因為他們的形象代表了群眾的根本利益，所以群眾才走進影院去觀看代表他們利益的藝術形象。當少年犯罪成為社會不可忽視的問題時，挽救一個孩子就是挽救一個家庭，在莊嚴的法庭上走來了共產黨員的“法官媽媽”。在北京市海淀法院深入生活的日子，我被尚秀云的事跡感動，為了改造好一個少年犯，多少次去管教所，看望那些被她審判過的失足少年，她無數次到中小學宣傳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默默地為公正司法而工作著。這位女黨員博大的愛心感動了多少失足少年和家長。《法官媽媽》電影在少年犯管教所放映時，400多名少年犯都感動地落淚，拉著尚秀云法官的手說：“如果我出獄了，能遇到你這樣的法官媽媽，我的前途就充滿陽光。”
人們需要這樣的黨員。電影需要這樣的形象，走進他們的情感領域才能發現共性中的個性，才能找到震動我的戲劇因子，才能感受那金子般閃亮的信念：
“為了祖國的光學事業，我只能一支蠟燭兩頭點。”（蔣筑英）
“生命一分鐘，敬業六十秒，這就是我的活法！”（牛玉儒）
“人的最高境界是為別人，共產黨員的最高境界是為人民服務。”（孔繁森）
“別人不信我不能不信，別人不學雷鋒我不能不學！”（喬安山）
“挽救一個孩子，就是挽救一個家庭。”（法官媽媽）
“國家強大，國旗才偉大。”（曾聯松）
正是找到了他們精神世界的礦脈，推動我去挖掘、去探知，抓住他們獨特的性格，創作出新穎的角色，劉佩琦出演我筆下的喬安山，成為華表獎和金雞獎的雙料影帝，奚美娟因演《蔣筑英》妻子得了首屆華表獎最佳女演員獎，共產黨人也是人，銀幕上必須創作出個性來，有個性才有藝術性。
以同志的名義，把那些忠誠于黨的好同志的形象搬上銀幕，愿群眾喜愛的黨員形象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里，也是我的追求和信念。
（王興東 電影編劇、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