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新作為，可能被邊緣化——訪中國影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康健民
“跟其他藝術門類的協會相比，中國影協最大的不同在于我們直接面對的是一個產業。”面對記者采訪，中國影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康健民開門見山地說。
2002年中國加入WTO，整個國產電影以及電影制作機構都在接受嚴峻考驗，也給影協工作帶來了巨大考驗，尤其是工作重點、工作方式以及聯絡服務的對象的轉變。“沒有新的作為，就有可能被邊緣化。這種危機感一直伴隨著我們，我們要求自己面對這樣的新環境要不缺席、不失語。”康健民說。
“我是2003年來到中國影協工作，當時中國電影產業化剛剛起步。中國影協在此之前從作品來說更側重于創作，從會員構成來講更多的是創作型。但隨著2002年底《英雄》的出現，中國電影已經悄然發生很多變化。”在擔任中國影協分黨組書記之前，康健民任瀟湘電影制片廠廠長，親歷了上世紀90年代對所有電影制片廠來說都十分艱難的生存困境。
中國加入WTO，電影變化也隨之而來。民營制片機構如雨后春筍般崛起，隨著制片門檻的放低，大量行業外的資本和人才涌入，電影業的構成發生了很大改變，影協面對的服務群體也必然發生變化。“原來影協的會員構成主要是全國16家電影制片廠的創作者，連一些大電影公司經理都不一定是會員，因為會員章程要求以創作人員為主且獲過國家級獎項等，如果是學術界的要求副教授以上等等。當時我們進行了一些調研，要在產業化進程中繼續做好‘聯絡、服務、協調’工作，勢必需要關注更多服務對象、拓寬服務渠道、提升服務質量，既要關注電影創作領域，也要輻射到電影產業鏈條的其他領域；既要關注體制內的，同時也要聯絡體制外的。這樣一來，工作量成倍遞增，工作難度逐步增大。但在這種努力下積累的資源都是非常寶貴的。”康健民感慨道。
說到資源，中國影協有著非常豐厚的“底子”。影協有中國電影出版社和《大眾電影》《電影藝術》《世界電影》《中國電影年鑒》《環球銀幕》；有1981年設立的金雞百花電影節和大眾電影百花獎、中國電影金雞獎的評選。通過這些資源，增強了電影界的凝聚力，也使得大眾對中國影協有著深刻印象。但如何在產業化大踏步發展進程中，不掉隊并持續產生影響，卻是更需思索并實踐的戰略步驟。
“2002年中國電影的年產量是79部，2011年達到791部，10年增長了10倍；電影制片機構從2002年的40多家，現在已達到上千家。如何去尋找新的資源，創立新的服務平臺？”康健民表示，“先是電影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成立，隨后電影文學創作工作委員會、電影高新科技工作委員會、民族電影工作委員會、青年電影工作委員會、首都高校電影聯盟等專業委員會相繼成立，它們大大延伸了工作平臺、擴充了許多資源，服務手段也更加豐富了。”另外一個是尋找活動載體，首推的是由《電影藝術》雜志具體承辦的“華語青年影像論壇”。從第一屆到今年將舉辦的第七屆，發展迅猛而且頗受業內外好評，今年將更上一步，將在臺北、北京共同舉行，這已成為中國影協當之無愧的品牌項目。還有已連續開展幾屆的“電影高新科技論壇”和“中國影協杯劇本評選”，對從劇本創作到制作領域各個環節均進行了深度總結和探討。這幾年穩步推進的“百花放映”公益電影惠民活動也開展得有聲有色，且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影響，現已逐步完成全國縣級單位電影放映工作的全面覆蓋。
“十六大以來的10年，十七大以來的5年，可以說中國影協是和中國電影產業發展以及中國電影創作繁榮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尤其是如今電影產業化進程走過10年，進入了深水期，如何把握好方向，增強自身影響力以及引領和整合的手段與能力，是需要我們深思的。電影界是文藝界一支非常重要的隊伍，也是廣大人民群眾非常關注的一個群體。作為電影界的行業組織，中國影協始終希望能夠承載更多的使命、更多的責任。”康健民說。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