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委員：教育要尋找正確的“指揮棒”
報考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的考生在濟南舜耕會展中心參加繪畫類考試。 新華社記者 徐速繪 攝
寒假還沒過完，北京家長劉曉就開始四處奔波：要千方百計地提高孩子的考試分數。
奔波的地點，輾轉于各大培訓機構和書店之間，只要對“提分”有益的，統統報、統統買。當然，代價也不小，還沒一個月，就“扔”出去兩萬多元。“再貴也得花！上不了好高中，好大學、好工作就全都沒指望。這學不就白上了！”說起考試，她有一肚子怨言，可又不得不為它費盡心思，“考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分分，學生的命根！”
考試，牽動著無數家庭的喜怒哀樂。但，考不好就真等于沒學好？如果考試的本意并非如此簡單，今天的考試與評價，又需要怎樣的改進？
現實
學校教育變考試
生活中我們不難看到為數甚眾的家長，一面抱怨孩子負擔太重，一面又忙不迭地把孩子塞進各種輔導班，考拼各級證書，生怕漏了什么，貽誤孩子終身。
生活中我們不難看到為數甚眾的家長，一面抱怨孩子負擔太重，一面又忙不迭地把孩子塞進各種輔導班，考拼各級證書，生怕漏了什么，貽誤孩子終身。但，這種焦慮的心態不能全怨家長。
不信你看，教育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變成了考試：方法要考，能力要考，素質也要考。考“素質”，窄化為考“學科”；考“學科”，窄化為考“雙基”。同時，提“素質”，異化為提“成績”；提“成績”，簡化為提“分數”；提“分數，的確有“旁門”可走……在我看來，我們的考試和評價確實有不少問題：
首先，學校教育應試化。在校園，優秀學生成了“考霸”的代名詞，唯分數論的升學通道，逼仄又擁擠；與之對應的是，學生的道德水平與身體健康遭受了嚴重損害。素質教育的推進遭遇了“應試”重重圍墻。其次，達標考試“選拔化”。基礎教育階段的校內考試都應屬于學業水平達標檢測，但受高考、中考的影響，初、高中的達標考試都按選拔性考試要求去命題、去評價，選拔意味濃厚。更可怕的是，選拔考試一考“定終身”的取向，毫無道理地提升了考試結果的重要性，也必然會增加考生的焦慮，有可能導致發揮失常，人才選拔無法實現理想的效果，從而使整個過程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惡性循環之中。
根源
考試與評價不合理
教育行政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其科學性自然打折扣
考試與評價為什么出了這么多問題？
我認為，表面上是我們考試與評價的觀念落后，方法陳舊，本質上是由于考試與評價體制的不合理、考試與評價技術的嚴重落后造成的。
長期以來，我國的教育評價主要來自教育行政部門系統內部，教育行政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其科學性自然打折扣；考試與評價技術，還停留在幾十年前的水平上，與素質教育嚴重脫節，所以，教育評價“主體單一”“模式單一”“理論陳舊”“技術落后”“方法單一”“功能單一”“指標單一”等問題相當嚴重。
建議
發展“第三方”考試與評價體系
教育評價最重要的意圖不是為了證明，而是為了改進。
我認為，可以借鑒國外教育評估的運作模式：政府主導監管、專業機構（社會第三方）設計實施。因為教育評價最重要的意圖不是為了證明，而是為了改進。
我開出的“藥方”是，國家大力扶持和發展社會第三方教育考試與評價機構。這是一種專業學術機構，獨立于政府和學校、或政府和招生單位之外。它承擔的任務應該有：了解區域或國家教育現狀，診斷教育突出問題；歸因分析、跟進指導，為教育部門、學校科學決策提供數據支撐；建構各類區域或國家大規模教育考試標準與評價機制；制訂并推進區域或國家中小學生學業評價綠色指標，包括學業水平指數、學習動機指數、學業負擔指數、身心健康指數、師生關系指數、教師教學方法指數、校長課程領導力指數、學生家庭背景對學業影響指數和跨年度的教育進步指數；創新形成區域或國家高度一致的測評標準系統等，在操作層面上有效推進素質教育。 （本報記者 靳曉燕、鄧暉采訪整理）
數據鏈接
◎ 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委托國家統計局實施的“中國城鎮居民教育與就業情況調查”表明，我國小學階段參加教育補習的學生比例達到73.8%，普通初中為65.6%。
◎ 據《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2）》披露，中國教育培訓行業市場需求大，預計2012年市場總值將達到9600億元。
◎ 北京大學在“教育時間投入”方面組織的調查中顯示：2010年，北京、上海、廣東三地在校學生平均每天用于學習的時間為12小時，其中北京的學生每天用于學習的時間最長，為12.7小時；上海學生其次，為12.4小時；廣東省的學生平均每天學習時間最短，為11.4小時。課后學習時間，仍是北京學生以日均3.6小時奪冠，其中小學生花在課后學習的時間更是長達4.5小時。
（編輯：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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