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底需要多少電視節目？
文化有文化的規律，用發展經濟的思維搞文化行不通。文化產品的核心是創造，創造就是對舊權威的反駁和突破。文化工作者應該以創造為榮，以跟風附和為恥。
周末無事，瀏覽電視，發現100多個電視頻道中很多節目幾乎完全雷同。終于悟到數字電視機頂盒純屬多余，有一根20年前的拉竿天線就夠用了。
前不久，有關部門對唱歌選秀節目發出約束令，很快，演講節目又開始風行。時值暑假，《西游記》等老劇再度橫掃熒屏。然后就是做飯欄目、看病欄目、收藏欄目和婆媳打架的電視劇……完了，沒啥可看的了。就像北京人吃飯，頭伏餃子二伏面，初一餃子初二面，反正橫豎就這兩樣。
《故事會》雜志的元老何承偉曾說，30年前，雜志幾乎創刊一本火一本，為什么？“文革”造成的文化沙漠讓那時的讀者“給什么吃什么”，饑不擇食。但這種現象永遠不會再有了，在文化產品多樣化的今天，沒有創新就會缺乏生命力。
文化產品的核心是創造，創造就是對舊權威的反駁和突破。文化工作者應該以創造為榮，以跟風附和為恥。讓“好聲音”、辯論會、婆媳斗、“橫店抗日”等雷同題材在電視熒屏扎堆出現，只能說明后來者純屬“武大郎放風箏——出手就不高”。在一個收視高峰之后，用拷貝的方法期待下一個收視高峰幾乎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對精品的復制，受眾也只能用“二，很二”來評價。
文化有文化的規律。用發展經濟的思維搞文化行不通。何承偉說，激勵他一直在《故事會》干下去的，是文化大師鐘敬文先生的一句話：“故事與人類的語言同在。”莫言獲得諾獎后，也在不少場合強調：“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可見講好故事對文化傳播多么重要。唯其重要而不易，文化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才有存在的必要，才有被尊重的必要。
文化產品可以說是公眾的剛性需求。在主流文化創作不夠豐厚、不夠多彩的時候，裝模作樣的“大師”、“神醫”就會出現，亂七八糟的“武林掌門”就來攪局，“給長城貼瓷磚，給珠峰裝電梯”的妄想就要泛濫，偶像、狗血、“脫星”就大行其道，偽科學、假文化就將把整個社會置于亞健康狀態。此時，文化領域管理者必須具有責任感、緊迫感，要深入其中搞好服務，而不是站在上面指手畫腳。
如果我們作一個統計，看看每年制作出的電視節目有多少，而真正播出的有多少，就會發現其數據令人非常不樂觀。如果我們再作一個統計，看看每年出版的圖書有多少，而動銷（賣出一本就算動銷）的圖書有多少，可能會發現這個數據同樣令人不樂觀。天津人民出版社編審陳益民說，“洛陽紙貴”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紙書不會再有它曾經的輝煌。紙質圖書的困境有其客觀原因，但“以出版為目的”的大量文化垃圾和學術垃圾所起到的淹沒作用在其中不可小視。電視會成為下一本紙書嗎？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