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 團結前進
呂 驥
我們的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已經開始了。在文代會開幕式上我們聽到了鄧副主席代表黨中央的祝詞，又聽到了周揚同志的報告，大家都受到莫大的鼓舞，既看到我們工作的艱巨，也感到我們的任務十分光榮。我們文聯各協的會議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學習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公報，學習了葉劍英同志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之后召開的。我們這次大會可以說是在全國人民和林彪、“四人幫”斗爭了十年之后，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之后，充滿著歡樂和希望的一次盛大的會師，也是為著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討論我們今后的工作的會議。周揚同志希望我們這次會開成一個實事求是、總結和交流經驗，既有批評又有自我批評的大會；一個發揚民主、心情舒暢、斗志昂揚、生動活潑的大會；一個同心同德、和衷共濟、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軍的大會。我們一定要實現這個希望，因為這也是黨中央的希望，也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希望。
音樂方面，我們已經聽了幾個同志的內容豐富的發言，我在這里也就大家關心的幾個問題講一點個人的意見，講錯了請大家指正。
一、歷史的回顧
今年，是我國建國三十周年，也正是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在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開始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候，對我們六十年來音樂發展歷史作一回顧，研究過去的經驗，對我們今后的工作不是沒有意義的。六十年來的歷史，經歷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翻天復地的變化，是斗爭的歷史，也是建設的歷史。
五四運動以后我國音樂發展開始了新的歷程。我國開始有了新的音樂思想，新的專業音樂教育制度，新內容新形式的音樂創作，新的音樂事業和新的音樂專門人才，新的音樂生活。所有這一切，構成了我國音樂發展中偉大的歷史性轉變。
五四運動是偉大的革命運動，“五四”以后新的音樂是在革命運動的推動下產生的，是在“民主”和“科學”思想的影響下產生的，有著鮮明的革命傾向性，這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思想。這種革命思想影響到音樂藝術的各個方向，最重要的是創作方面。從肖友梅的《問》、趙元任的《勞動歌》《賣布謠》《海韻》《教我如何不想他》到劉天華的《光明行》《病中吟》、黎錦暉的《小小畫家》等一些作品，以及后來黃自的《旗正飄飄》《抗敵歌》《南鄉子》《長恨歌》等一些作品都是在五四運動民主主義愛國主義思想影響下產生的。一九三二年以后在我們黨直接領導下產生的音樂創作明顯地標志著一個新的發展。這些作品不僅反映了當時廣大覺醒的群眾的革命斗爭精神，而且具有新鮮活潑的群眾風格，因而成為群眾革命斗爭的重要手段。這是我國音樂歷史性轉變的主要標志，是這些作品至今還閃耀著思想上藝術上光芒的原因。
吸收外國進步的音樂，是促進五四運動以后新音樂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音樂教育制度、音樂創作的表現手段和手法等等，都受到外國音樂的有益影響，改變了我國在封建主義的長期禁錮下音樂發展停滯不前的局面。對外國音樂文化的吸收，是在五四運動精神的影響下進行的，所吸收的東西主要是西方資產階級文化藝術中優秀的部分，它所具有的民主性和科學性顯然是我國封建社會時期的音樂藝術所不及的。這是五四運動以后我國音樂能夠吸收外來因素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基礎。
五四運動對我國的舊文化、舊思想作了無情的深刻的批判。這個舊，就舊在封建主義。“五四”精神并不否定封建社會所產生的優秀音樂，并不否定民族音樂傳統。盡管當時在對待民族音樂遺產和歐洲音樂藝術確實存在過極其片面的錯誤觀點，在具體工作中是有過較大的影響，但就“五四”以來一些有代表性的音樂作品來看，應該承認還是在我國民族音樂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是創造了新的民族形式。趙元任、劉天華、黃自乃至黎錦暉這些作曲家，在創造民族形式方面不論在歌詞語言處理、音調、和聲等方面，都有意識地進行了有意義的成功的探索和嘗試。這樣，“五四”以后的新音樂就完成了具有“五四”新文化特點的從內容到形式的創造，這是他們的歷史性的功績。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無產階級在黨的領導下以嶄新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在斗爭中取得越來越大的勝利。這對中國歷史的革命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五四”以后的許多音樂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這種影響。三十年代以聶耳、冼星海為代表的左翼音樂運動，是黨直接領導下的音樂運動，通過他們的新的群眾歌曲，開展了史無前例的洶涌澎湃的群眾歌詠活動，反映了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歌頌了中國新興的工人階級和各民族人民為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創建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揭開了我國音樂歷史新的一頁。
肖友梅、王光祈、趙元任、劉天華、黃自、黎錦暉（健康的部分）、聶耳、冼星海以及其他許多有貢獻的音樂家的成就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音樂領域的成果，他們以自己的藝術創造從不同角度、不同深度地反映了一個偉大的時代。他們，如肖友梅、黃自等一些音樂教育家在音樂教育方面的貢獻，為音樂藝術的發展準備了條件。在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時候回顧五四運動以來音樂藝術的發展，是為了正確的總結歷史經驗，認清一條和現實生活結合的路，和人民群眾結合的路。在今天，就是繼續堅定地走社會主義的路。
建國以后的三十年，我們面臨一個新的現實，新的任務。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音樂事業。這是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的事業。三十年來，我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工作中也有錯誤，得到許多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解放以后音樂事業的發展是十分顯著的。對民間音樂和古代音樂遺產的挖掘收集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許多作曲者和理論工作者深入基層采風。戲曲音樂有了新的發展，對外國音樂作了較為廣泛的介紹。音樂廣播、書籍和唱片的出版等工作也有了很大的開展。所有這些事業的發展規模在歷史上是空前的。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部隊普遍建立了歌舞團、管弦樂隊、民族樂隊，內蒙、新疆、廣西、西藏、寧夏等少數民族自治區的歌舞團和樂隊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音樂創作方面產生了大量的各種題材、各種形式的作品。我們作曲者為反映社會主義現實生活和滿足群眾對音樂藝術的多方面的需要做了各種探索，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成功的探索當然可貴，不成功的探索也為以后音樂創作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新增加的幾所音樂院校合理地分布在幾個大城市，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大學或師范學院都設有音樂系，培養了大批音樂專門人才和專業教師。
音樂理論方面進行了許多研究和討論，有些問題有著激烈的爭論。音樂創作問題、民族音樂遺產的繼承和發展問題、中西關系問題、音樂表演的風格和曲目問題等等，都是廣大音樂工作者所普遍關注的。這是豐富的音樂藝術實踐在理論上的反映。理論工作者十七年來寫出了一些專業理論論著，不僅都有自己的觀點，而且在此較深入的研究基礎上具有一定的科學水平，此外，還出版了不少生動活潑的音樂普及讀物，對于發展社會主義文化，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解放以后的群眾音樂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工廠、農村和部隊的業余歌詠活動蓬勃開展，業余的管弦樂隊和民族樂隊普遍建立，群眾音樂水平較解放前有了明顯的提高，各個行業中都產生過較為優秀的業余創作的作品。通過廣播、音樂會等各種方式，廣大群眾較為廣泛地接觸了古今中外的音樂作品。深入群眾、聯系群眾，已成為廣大音樂工作者藝術實踐的明確目的。
解放后的音樂工作的重要意義是：大家在實踐中形成新觀點，探索新方法，不斷取得新經驗。我們要從歷史發展的規律上肯定各種新的嘗試，成功和失敗都同樣記錄著“我們在前進”。
林彪、“四人幫”出于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否定解放以后取得的一切成就，否定三十年代和延安時期的一切成就，其中心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革命傳統，以開始他們反革命的“新紀元”。我們肯定成就，其中心也在于肯定我們的社會主義音樂的新芽，肯定我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新的實踐，肯定廣大音樂工作者為人民群眾所作出的貢獻。
從解放前的中國音樂事業十分落后的狀況到解放后音樂事業大規模的迅速發展，最根本的原因，是黨領導下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為音樂事業的發展準備了物質基礎。音樂藝術作為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部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對音樂藝術的迫切需要，音樂工作者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是推動我們音樂事業發展的力量源泉。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以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等方針，對我們的藝術實踐和理論活動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總的說來，解放以后音樂工作者走的是一條面向生活、面向人民、面向社會主義的路。
我們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林彪、“四人幫”的十年破壞是極為嚴重的；在十七年，我們也有著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
十七年中，我們的工作成績是巨大的，缺點錯誤也不少。取得了許多值得我們重視的經驗教訓，在許多經驗教訓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如何正確理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重要方針，如何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十七年進行的一些音樂問題討論，如思想與生活，生活與創作技巧，民族風格，抒情歌曲問題，中外關系問題，演出曲目問題等等，本來是音樂理論工作中的正常活動，完全可以各抒己見，從不同角度提出問題，但在討論中卻常常對不同意見提什么“路線”、“方向”、“階級”之類問題，影響了有不同意見同志的發言，討論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下去。嚴重的是一九五四年《人民音樂》對賀綠汀同志的文章的批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在刊物報紙上對幾個同志的批判，一九五八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拔白旗”（對錢仁康同志的批判），一九六四年對李凌同志的批判；對被批判的同志分別戴了“胡風思想”、“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修正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之類帽子，顯然是錯誤的。當然這些錯誤的形成都有當時的歷史背景，同時我們自己思想上的簡單化，沒有區分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也是產生這些錯誤的原因。這樣的批判對被批判的同志當然造成了傷害。這還不只是傷害了幾個同志，而且是妨礙了社會主義音樂藝術的發展。如一九六四年對所謂“修正主義”、“崇洋”、“復古”進行批判之后，許多音樂工作停頓下來，不知如何做是好。在創作問題上，對思想、生活、技巧的關系，抒情歌曲、輕音樂、音樂創作的民族風格等問題的粗暴的、片面性的意見，同樣極大地影響了音樂創作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