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荊風（第八次全國作代會代表）

　　這些天，北京的朋友來電話，都會提及即將召開的中國文聯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作協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5年才有一次的文學藝術界盛會，平日分散在天南海北的朋友又可以歡聚一堂暢敘過去、展望未來了。這也使我回憶起1979年冬天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會議中的許多事我仍然印象鮮明、難以忘懷。

　　1979年冬天是中國文藝界一個不平常的季節。為期18天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還在籌備，我就從北京的朋友那里聽說，這是一個解放思想、發揚民主的大會，中國作協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也將一起召開，若能參加，定能獲益不少。當時，昆明軍區的解放軍代表團成員分到了7個名額。軍區文化部門平均分配，文學、戲劇、電影、美術、音樂、舞蹈、民間文學各一人。雖然文學一向是昆明軍區的強項，但名額有限，只能由一位文化部門負責人作為代表。那時的作家、藝術家都很樸實，能不能赴會全聽上級決定，絕不會為了爭當代表而鬧得上下不安。名單報上去后，總政文化部來電話：“怎么代表中沒有彭荊風？是否因為他不是中國作協會員？如果不是，我們可以推薦他入會。”

　　軍區文化部一位副部長來告訴我說，“總政文化部要介紹你加入中國作協呢！”我說：“我1956年就是中國作協會員了。”他們又把這情況報告給總政文化部。接著又來電話：“再給你們一個名額，請彭荊風來。”我這才成了第四次文代會的代表。

　　大會規定10月28日報到，但那年月昆明飛北京的航班少，我們提前10天去買票，也只有27日或29日的票，而且座位有限，還得分兩批走。我們第一批3個人，乘10月27日航班提前一天北上。飛機不能直飛北京，中途還要在西安停留一小時，加油、保養。下午3時25分從昆明起飛，7時半才降落在北京西苑機場，摸黑進了市區已是寒風呼嘯、冷氣逼人的晚9時了。解放軍代表團被安置在王府井大街背后的煤渣胡同總參第四招待所。

　　招待所除了我們解放軍代表團，還駐有北京代表團。朱光潛、王力、王瑤先生都來了，雖然都是享譽世界的名家，也和我們一樣，4人一房，合用一桌一椅。王蒙、鄧友梅、林斤瀾也是北京代表團成員，在朱光潛等大師面前他們都是晚輩，北京代表團給他們的任務是“重點保護”這些大師，別讓他們上下樓摔著了，開會遲到了……

　　老先生們一向淡泊，“牛棚”都住過，對這簡陋的居住條件也不以為意。

　　會議期間我還見到了茅盾先生，雖然是遠遠地看到他，還是能感覺到他比1956年來昆明與我們座談文學時蒼老了許多，但能熬過“文革”那一大劫，還是大幸。他以84歲高齡、帶病之身兩次在大會上講話。第一次是10月30日致開幕詞，第二次是11月3日下午，以作家的身份來談他對文學的看法。那天他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是漫談性質的發言，只希望不至引人瞌睡。”聽講者全都發出了感動的微笑。先生謙遜而又真誠。

　　文代會召開時，離粉碎“四人幫”已3年多了，但文學作品中主題先行、配合政治任務的痕跡還是很重，只要是寫“傷痕”寫“文革”的，不管藝術上多粗糙，都有所謂“評論家”叫好，有的人把“文革”時寫“走資派”的小說，改成批判“四人幫”，也照樣能發表。這樣下去，文學的路子還是會越走越窄。

　　茅盾先生可不客氣，尖銳地指出：“近年來，短篇小說在萬字以下的，很少；有些中篇小說好像是壓縮了的長篇。并且這些作品中，真正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精神的，也不多。這也不是新問題。10年前甚至20年前，就存在這種現象了。為什么呢？大概作者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但還不善于在豐富的生活經驗中把握本質的東西而剔除非本質的東西；換言之，還不善于剪裁。”他又著重指出：“我們反對文學作品墮落為政治口號的圖解。”他這“墮落”二字用得很警醒人。

　　那時候，忽視藝術技巧、不善于剪裁是不少人的通病，不僅寫得一般的中短篇小說長得怕人，一些比較優秀的小說也不講究體裁結構。有個作家的小說長達3萬余字，在全國小說評獎時，卻以短篇小說入選。哪有3萬字的短篇？于是不知由哪位領導發令，來了個開世界文壇先河的新規定：3萬字以下都算短篇。從此，短篇小說愈來愈冗長了。這表明領導和評委也忽視短篇小說應有的“短”。 

　　談到解放思想，茅盾先生又指出：“此指作家而言，也指領導而言。題材必須多樣化，沒有任何禁區；人物也必須多樣，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間人物、落后的人物，都可以寫。”在這以前，文學禁區之多，使作家有寸步難行之感，寫愛情也是禁區。我的電影劇本《蘆笙戀歌》從“反右”到“文革”被批判了幾十年，就是因為寫了愛情。生活中少不了愛情，卻不許作家寫。

　　長期以來，中國作家只能按照“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來寫作，作品好壞也是以此來衡量，實際上誰也沒有搞清楚這一定義。茅盾先生不同意這種“先提出什么創作方法，然后作家依之而創作”的觀點，而是認為：“一個作家從生活現象中有所感覺，強烈的感覺，想以形象思維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就是他的作品。”作家們聽了很是高興，熱烈地鼓掌又鼓掌。大家說：這才是有創作實踐的文學大師的真實感受。

　　茅盾先生還詳細講述了繼承和借鑒的關系，要求作家們多讀書，特別向青年人指出：“在動筆以前，最好先看看別人的作品，試加分析。一定要作具體的分析，指出它在結構、人物、環境的描寫方面，何者是好的，何者還有不足之處……”可惜當時和現在的青年作家沒有多少人聽到過茅盾先生的這一講話。這幾十年，不讀書已成了文學界某些人的致命弱點，有的人還以不讀同輩人的書來炫耀，或者是只讀了一兩本外國作品，就把中國作家全部否定，以顯示自己的高超。就連某些負責評獎的評委也不肯讀完被評選的作品，只叫人寫個故事梗概看看就決定取舍。這與茅盾先生的嚴謹作風真是格格不入。

　　茅盾先生是以他的文學成就和德行服人的。那一次，各個協會一起開大會，再分別開會討論，選舉新的負責人。在中國作協的選舉中，參與投票的有488人，茅盾先生以472票當選并成為主席，足見他在文壇的威望。

　　如今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藝界的“兩會”又適時在北京召開，這又是一個溫暖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