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是一位在俄羅斯享有較高知名度的中國當代作家，其作品自上世紀70年代末被翻譯介紹到俄羅斯以來，高居俄譯中國當代作家作品前列。俄羅斯老一代漢學大家，如李福清、索羅金、司格林等人，都翻譯、編輯和評論過他的代表性作品，并做出高度肯定的評價。當代青年漢學傳人科羅博娃把俄羅斯對馮驥才創作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Б·李福清：馮驥才是一位極有天賦和人氣的小說家，自從他的中篇小說俄譯本《啊！》在1985年出版，即為蘇聯讀者所知名。
В·Ф·索羅金： 作家和詩人在自己的創作中保存了關于黑暗年代的真實材料，這些材料具有異乎尋常的公民性和人性的價值。
司格林： （馮驥才）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故事主人公的面貌、行為和思想方式，如作者所說，都是現實的人、現實的情境，他們的行為邏輯染上了濃郁的民族色彩。
A·Ｈ·科羅博娃： 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其他作者不同，馮驥才的重點不是在描寫大量的鎮壓和災難。他展示了以單個“小人物”的命運為例的民族悲劇。這一點是他創作的一個特點。
馮驥才是中國當代作家中在俄羅斯享有較高知名度的一位。據筆者掌握的資料，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馮驥才單篇作品被翻譯成俄文并在俄羅斯發表的有37篇（不包括重復發表），出版個人專集2部，與其他中國作家合集7部，和王蒙作品的俄譯數量不相上下，遠居俄譯中國當代作家作品之首。俄羅斯國立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副教授A·羅季奧諾夫曾分析馮驥才和王蒙的作品在俄羅斯受歡迎的原因說：“馮驥才與王蒙的領先地位除了對讀者各有各的吸引力以外（比如，王蒙對人生哲理的思考與俄羅斯中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心情很吻合，而馮驥才以創造歷史和文化氛圍見長），還有另一個共同的原因，即，這兩位作家在參與中俄文化交流活動中表現得最積極，他們與俄羅斯漢學界的交往最密切。他們的創作也常被作為研究對象。”近年來以研究馮驥才創作而在俄羅斯漢學界嶄露頭角的青年漢學家、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A·Ｈ·科羅博娃在給筆者的一封信中也說：“從俄國人的角度看，馮驥才作品有三個最被看重的地方：1.關于“文化革命”的小說——俄羅斯老年人很看重，因為和蘇聯斯大林時代時遇到的困難差不多；2.年輕人特別感興趣的是中國文化特色（如《神鞭》）；3.有的小說涉及到心理問題（如《書桌》《雕花煙斗》等等）。”（2012年4月12日科羅博娃致筆者信）
俄羅斯最早發表的馮驥才作品俄譯文本是短篇小說《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Б·李福清譯）和中篇小說《啊！》（B·索羅金譯），刊載在莫斯科消息報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王蒙、諶容、馮驥才》上。此后《啊！》《酒的魔力》《馮驥才中短篇小說選》等相繼刊登出版。進入90年代初，在蘇聯解體前后的動蕩歲月，前蘇聯翻譯出版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工作曾一度停頓，直到2002年，莫斯科中央印刷所出版社出版了由Г·雅羅斯拉夫采夫和H·扎哈羅娃編選的《20世紀中國詩歌與小說：談過去看未來》，其中收有H·杰米多譯的《末日夏娃》。2003年，中俄文對照馮驥才短篇小說集《俗世奇人》出版，收錄了18篇小說，均為司格林在2002年譯出。這使俄譯馮驥才作品的數量一下子大增。2007年，《中國當代中短篇小說選集：命若琴弦》出版，收有司格林譯的馮驥才短篇小說《抬頭老婆低頭漢》。同年俄羅斯發表的俄譯馮驥才作品還有科羅博娃譯的《雕花煙斗》《書桌》《快手劉》（載華克生主編的《中國變形：當代中國小說隨筆選》）和《文學大師們的另一支筆》（載C·A·托羅普采夫編選的短篇小說散文特寫集《窗：俄中互觀：短篇小說、特寫、散文》）。
俄羅斯漢學家中第一個對馮驥才創作發表評論的，是現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的著名漢學家鮑里斯·利沃維奇·李福清（1932~ ）。1984年，他在蘇聯《文學問題》雜志第1期上發表文章《1981年天津會見》，文中提到他讀了馮驥才的小說《啊！》之后的感受說：“馮驥才的小說吸引了我，也許比他的傳奇（指馮驥才以前與人合作出版的《義和拳》——筆者）要更大……”1985年，李福清為《人到中年：中國當代中篇小說選》撰寫了序言《論中國當代中篇小說及其作者》，文中寫道：“‘文化大革命’的可怕情景，像對大多數作家一樣，也對馮驥才產生了很大影響，印象非常深刻，他決心創作一系列的中篇和短篇小說來反映這個悲劇的時代。”他評論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說：“讀了馮驥才這篇作品以后，留在讀者記憶中的不僅僅有人物復雜的內心感受，而且有只有目擊者才能發現的那些細節。”李福清評論馮驥才的中篇小說《啊！》說：“這是一聲震撼人心的呼喊。”
1987年，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了李福清主編的《馮驥才中短篇小說選》，該書收錄了馮驥才的4部中篇小說和8篇短篇小說，反映了自1984年馮驥才作品俄譯第一次在前蘇聯發表以來，短短三年間前蘇聯翻譯介紹馮驥才作品的熱情和力度。李福清在題為《馮驥才創作的三個主題》的序言中寫道：“馮驥才是一位極有天賦和人氣的小說家，自從他的中篇小說俄譯本《啊！》在1985年出版，即為蘇聯讀者所知名。這部小說已經再版了兩次，并立刻找到了通向讀者心靈的道路。”李福清評論馮驥才在198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神鞭》說：“這是一部不尋常的作品。它在《小說家》雜志上一發表，就在報刊上引起大量的反響。”
稍后于李福清對馮驥才創作發表評論的是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首席研究員В·Ф·索羅金（1927~ ）。他在為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人員集體編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與藝術（1976~1985）》（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一書撰寫的第一章《在文學鏡子中變化著的現實》中，對中國新時期前十年文學創作中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作了概略的論述。其中在談到“反思文學”時對馮驥才具體作品有介紹，之后索羅金寫道：“作家和詩人在自己的創作中保存了關于黑暗年代的真實材料，這些材料具有異乎尋常的公民性和人性的價值。它們證明了‘體驗過的痛苦’沒有被遺忘，證明受害者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精神力量來提高痛苦與抗議的聲音。”他指出：“無可爭論，‘反思’作品中有許多屬于過去十年最優秀的文學成就之列。”
2003年圣彼得堡望樓出版社出版的司格林翻譯并作序的中俄文對照本《俗世奇人》，是一部在翻譯上極具難度的作品。除了在北京長大、精通漢語及中國民俗的老漢學家司格林，在俄羅斯幾乎無人能擔此重任。司格林在序文中指出：“（馮驥才）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故事主人公的面貌、行為和思想方式，如作者所說，都是現實的人、現實的情境，他們的行為邏輯染上了濃郁的民族色彩。”“馮驥才小說的主人公一般說來都是來自底層的人物。這些人是城市里的普通人。所有他們這些人或多或少是走運的、機靈的，有自己的智慧、狡猾，同時又是忠厚老實的。”他分析《俗世奇人》的藝術特色說：“作家所講述的故事的特點是精巧的幽默、輕松的冷笑話，當然，最后還有展開事件的令人驚奇的過程。作家的語言也是獨特的，擁有大量的方言詞和俗語，這特別涉及到有多種能指的形容詞和原文中的比喻。”這一方面說明了馮驥才作品的翻譯難度，另一方面也說明它恰好是一部活生生的大眾口語教科書，而這也正是司格林選擇它作為俄國學生學習漢語的閱讀教材的原因。
上述李福清、索羅金、司格林都屬于現今俄羅斯漢學家中老一代的重量級學術大師，他們對馮驥才作品的翻譯和研究，為后人的工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而站在前輩的肩膀上繼續攀登，并在馮驥才研究方面達到新的高度的年輕一代學者，則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女研究員阿娜斯塔西婭·尼古拉耶夫娜·科羅博娃（1973~ ）。
A·Ｈ·科羅博娃1997年畢業于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漢語專業。1992-1993年在中國天津外國語學院進修。2003年起在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工作，2009年答辯通過副博士論文《馮驥才創作的進化：從尖銳沖突情節到“市井小說”》，獲語文學副博士學位。她在給筆者的信中談到自己研究馮驥才作品的動因說，在她1992-1993年在天津外國語學院學習漢語期間，從當時使用的《四級對照漢語讀本》上讀到馮驥才的《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很受感動。回國后她才知道這篇小說已經被譯成俄文，于是她就在圖書館借了李福清主編的《馮驥才中短篇小說選》。后來，她進入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做研究生，她的學術導師是著名漢學家索羅金教授，而他正是馮驥才小說《啊！》和《船歌》的俄譯者。于是在和導師商定學位論文選題時，就決定研究馮驥才的創作。
作為自己學位論文的前期成果，科羅博娃先后在2004年和2006年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主辦的兩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了《馮驥才作品中對“文革”主題的獨特揭露》和《現代中國作家馮驥才創作中的市井主題》兩篇論文。在《馮驥才作品中對“文革”主題的獨特揭露》一文中，科羅博娃指出：“反思‘文化革命’的主題”是馮驥才創作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科羅博娃指出，雖然馮驥才的“這部小說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純潔的、堅信崇高理想的年輕人會成為兇暴的紅衛兵？”然而，“作者成功地指出，‘文化革命’的極左思想對年輕人起了怎樣有害的影響。”她說，在這個意義上，馮驥才的小說“與著名的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是彼此呼應的”。認為“作者非常準確地描寫了‘從眾情感’、群體行為。半大孩子們堅信，他們是為正義的事業而斗爭，他們并不懷疑，但實際上是鬧劇導演的繩圈在狡詐地驅使著他們”。科羅博娃寫道：“需要指出的是，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其他作者不同，馮驥才的重點不是在描寫大量的鎮壓和災難。他展示了以單個‘小人物’的命運為例的民族悲劇。這一點是他創作的一個特點。”科羅博娃指出，馮驥才的反思文學作品也塑造了“不可戰勝的人的有力形象”。如中篇小說《斗寒圖》中的老畫家。
在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2006年6月召開的紀念魯迅誕辰125周年“遠東文學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科羅博娃發表了論文《現代中國作家馮驥才創作中的市井主題》。這篇論文把研究對象從馮驥才的“文革”主題作品擴展到“市井風俗小說”，分析了馮驥才從上世紀80年代末起至上世紀90年代期間有“濃厚天津味兒”的創作。她把馮驥才這類創作劃分為“回憶童年”、“從義和團起義開始的城市新的歷史”（也就是進入半殖民地時代的天津——筆者）和“民族學”三個部分，并做了詳細的介紹和評論。
2009年，莫斯科《遠東問題》雜志第2期發表了科羅博娃的論文：《馮驥才“文革”小說中背叛行為的心理分析》。同年，她在母校圣彼得堡大學答辯通過了她的副博士學位論文：《馮驥才創作的進化：從尖銳沖突情節到“市井小說”》。這篇論文是她此前多年研究馮驥才創作的總結，有些問題在以前發表的論文中已經談過，所以我們在這里擬重點評介她在《遠東問題》雜志上發表的文章。
科羅博娃指出：中國“文革”結束后相繼興起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潮流，其基本主題之一就是“背叛親人的難以愈合的創傷”。而“‘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最顯著的成就就是馮驥才的早期作品”。她說：“馮驥才屬于勇敢地承擔起提出并克服與‘文革’影響相聯系的問題的第一批作家之一。”科羅博娃把馮驥才“文革”題材小說中所表現的“背叛”心理歸納為三種類型：一是“由于恐懼而背叛和拋棄親人、同事、熟人和朋友”；二是“由于‘三種人’的騙術而無心地背叛”；第三則是“為了得到好處而背叛和出賣”。她說：“這些背叛‘類型’在十年‘文革’期間是經常遇到的。”科羅博娃認為，像馮驥才中篇小說《啊！》中的吳仲義和《斗寒圖》中的潘大年，就屬于第一種類型的背叛。她指出吳仲義背叛的原因是“性格軟弱”，潘大年“背叛的動機是恐懼”。而《啊！》中“趙昌的出賣是另一種類型的”，“他背叛的動機就是害怕，為生存和部分地為爭奪‘顯要的地位’”。
科洛博娃引用馮驥才作品中對這些人物的描寫來分析他們之所以背叛親人、朋友、同事的原因，指出，盡管當年其他一些“文革”題材作品也寫了這類人物，但正是馮驥才得出了結論：“缺少積極的人生傾向，柔弱的性格，不能捍衛自己的觀點，是將來背叛的可能條件。”科洛博娃寫道：“在指出像‘文革’這樣現象的發生與中國人的民族心理特點相互聯系的問題時，作家涉及到了全民族重要理念的整體綜合。”她引用馮驥才自己的話說：“推動‘文革’悲劇的，不僅是遙遠的歷史文化和直接的社會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點，妒嫉、怯弱、自我、虛榮，乃至人性的優點，勇敢、忠實、虔誠，全部被調動出來，成為可怕的動力。”筆者認為，馮驥才對造成“文革”悲劇的民族心理根源的分析，是深刻的，也是極具現實意義的；而科洛博娃在自己的研究中注意到這一點，并把它歸結到解讀馮驥才這類作品，乃至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國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事件的鑰匙，也同樣是深刻的和慧眼獨具的。
近年來，通過文學和文化研究來了解中國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是俄羅斯乃至世界漢學研究中一個時髦課題。現在，科洛博娃通過研究馮驥才“文革”題材作品，又一次把學術視角聚焦到民族心理問題上來。她指出：“閱讀他的作品后產生的結論是：沒有巨大數量的普通人，‘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們由于各種原因（并不總是被迫的）而被包含在這次行動中。”揭開傷疤是為了引起療救的注意，面對現實才能避免重蹈過去的覆轍，這正是馮驥才“文革”題材作品的現實價值之所在，也是科洛博娃這一研究的價值之所在。科洛博娃在論文結尾處還進一步指出：“超越對民族心理特點思考的框子，馮驥才也涉及到全人類的背叛心理問題。”這也就把馮驥才創作的思想意義，提升到了更深廣的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