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們敢于直面，就不難發現：我們社會已經發生了“文化危機”！孫家正同志反復強調：“文化如水，潤物無聲”。但是，倘若潤不到“物（心靈）”呢？我們不是隨處可以聽到（不見得愿意聽到）“文化噪聲”么？本該無聲卻有“聲”。這便是“文化危機”。
我們社會的希望來自“人之初，性本善”。可是，我們的社會現實是越來越使爺爺轉化成妞妞呢，還是越來越使妞妞轉化成爺爺？我猜想這可能是孫家正同志下一部作品的主題。
近日，讀到孫家正同志的作品（說不準是散文、小說還是筆記）《春雪》（載于《中國藝術報》2013年4月24日3版）引發了我難以入睡的聯想與思考。
《春雪》講述了一個極其平常的現象（尚且構不成“故事”）：連日的霧霾天終于憋出一場久違的春雪。爺爺帶孫女到城市的公園去賞雪玩雪。走到街口，爺爺順著孫女妞妞的手看去，只見街口一側的小土堆上，站著一個大約也就七八歲模樣的蓬頭垢面、衣衫單薄的男孩。男孩面前放著一只豁了邊的破盆子，里面有少許紙幣和硬幣。男孩身后的地上蜷伏著一個衣衫襤褸，懷抱雙拐的男人。就是這么個“場景”——春雪中的另類景象，開始了社會的拷問。“行人往來，陸陸續續，多數人視而不見，只是經過時，悄悄地加快了腳步；有的人瞥上一眼，搖搖頭，繼續行路；還有的人，似乎甚為不屑，連頭都不轉過去，散步賞雪，悠然如常。”這般“市井”之態，倒也波瀾不驚。可在爺爺與孫女之間的“反差”，卻拷問了我們的社會。
爺爺“出身貧寒，當然知道生活的艱辛”，大學畢業后分配到部隊，給首長當過秘書，“文革”時又隨首長到地方工作，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對人民滿懷熱情，對事業一絲不茍。但是，對“乞討”問題很是煩惱，很是糾結，詐騙、“碰瓷”之類的見到過，聽到過，因此，當聽到五歲的妞妞追問道：“爺爺，全是騙人的么？”爺爺便一時語塞，含含糊糊，支支吾吾道：“嗯，多數是……也許，也不一定……”這含糊與支吾中包含著：他萬一是個騙子呢？連五歲的孩子都聽得出來爺爺的這個“萬一”，她并不罷休，像是問爺爺，又像是自言自語地嘀咕著：“萬一、萬一……如果萬一……那可怎么辦哪！”
爺爺到底是有著人民情懷和心靈感應的人，聽了妞妞的話，心頭一驚，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忙問道：“妞妞，你是說，萬一這是真的，不是騙人的？”
最后，“妞妞牽著爺爺的手，走在前面，腳步堅定有力，向那土堆，向那男孩走去”。
就是這么簡單的事情（還是叫不上“故事”），卻使我（們）的心尖發生了震顫。心尖上的感覺和認知，是人們常說的“最柔軟、最真實、最敏銳”。不知我們社會還有多少心尖上的震顫。
我想他也會拷問我們的社會良心，拷問社會的信任基礎。爺爺判斷和思維的出發點是“男孩萬一是騙子”；而妞妞感覺和想象的出發點是“男孩萬一不是騙子”。這兩個“萬一”，大相徑庭，一反一正，陰陽顛倒，南轅北轍，冰火兩端。爺爺的“萬一”是不信任，從而走向“麻木和冷漠”；妞妞的“萬一”是信任，從而走向“真誠與熱情”。
讀到這里，我便突想、便自問：我們的社會是信任社會嗎？我以為，我們應讀一讀法國人、著名政治學家和倫理學家阿蘭·佩雷菲特所著《信任社會》一書。該書系統解析了15世紀至18世紀西方基督教民族的歷史，證明了歐洲的發展源于“信任品性”。正是這種信任品性打破了中世紀宗教的虛偽和禁忌，促進了創新、移動性、競爭、理性而負責的首創精神。他指出：“信任是命令不來的，它源自我們心靈深處。把它視為社會的動力，就是求助于內心，就是斷言社會不是機械制造的產物，而是內生增長的結果。”他還引用法國經濟學家、198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莫里斯·阿萊的話告訴人們：“如果考慮實行民主制或市場經濟，成功的關鍵要素是建立信任，對內建立信任，對外建立信任。”在我們還十分看重經濟、財富的增長這種令人頭腦熱得發燙的時候，我們是否還能看到我們的內心？是否還能看重人的內增長？
信任觀念就是突出個人與社會之間絕對的相互依賴的關系。要自信，更要他信，這是心靈的同一種運動。考量和體驗這兩者，彼此不可分開。心理學強調，內源性資源如意志力、愿望、性格等只能在個體內部培養，而不能被外部創造。今天，我們應當反思，我們的社會是“信任社會”還是“疑忌社會”？爺爺由于不“他信”，結果也不“自信”了。
只要我們敢于直面，就不難發現：我們社會已經發生了“文化危機”！孫家正同志反復強調：“文化如水，潤物無聲”。但是，倘若潤不到“物（心靈）”呢？我們不是隨處可以聽到（不見得愿意聽到）“文化噪聲”么？本該無聲卻有“聲”。這便是“文化危機”。
一面是文化產品的“相對過剩”，一面是文化營養的“相對匱乏”，這種現象就是“文化危機”，也就是，文化生產、文化供給與文化消費、文化享用之間出現了極大的矛盾和錯位。
具體說來，口號、目標、核心價值體系、精品工程、文化產業、文化基金、評獎辦節等等，不可謂不系統、不龐大；電影已年產700余部，電視劇上萬部（集），長篇小說年產上千部，各種晚會、舞臺演出，不可謂不繁榮、不豐盛；各種文化藝術教育，各種藝術展演，各種作品征集（拍賣），各種節慶獻禮，不可謂不張揚、不普及；文化節日熱、國學熱、藝術大賽熱，不可謂不熱鬧，不興奮。正是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華之下，我們陷入了“文化危機”。沒有文化而產生的“危機”，不是“文化危機”；文化危機，是文化繁榮下產生的危機，文化繁榮的某些因素或許助長了文化的危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研究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教授、經典教科書《貨幣金融學》的作者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關于“金融危機”的觀點是“資金錯配”，也就是說，“金融危機”并不是“資金短缺”，而是資金沒有適時適量地用到發展實體經濟和促進有效消費，而是拿資金做“游戲”和“博弈”，導致生產和消費反而受到擠壓和傷害。借用“資金錯配”的命題，“文化危機”也可以說是“（文化）資源錯配”，導致文化成果不能作用于人們的心靈世界和精神提升，文化也被當做“游戲”或“博弈”的結果。文化藝術的“有向、有用、有益”受到擠壓和傷害。譬如，我們知道，我國已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了“孔子學院”。然而，中國人對孔子的思想和教誨又掌握多少？應用多少？4月30日，參加中央電視臺第十五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的青年歌手回答不出孔子聞“韶樂”而“三月不知肉味”。還有的歌手回答不出“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的篇名是《登鸛雀樓》。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證。錯配文化資源，將文化當成我們工作的“游戲”和“博弈”的現象隨處可見。
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大概已經被我們遺棄了。現在，雷人的觀念是“寧愿坐著寶馬哭，也不愿坐著自行車笑”。人生的目的、手段，完全顛倒了。為什么“物欲”橫流？因為一些人的“欲”中都是“物”而不是“人”；為什么“目中無人”，因為一些人目中比較的是“寶馬”（高檔汽車）還是自行車，不是“人”（的追求與修養）。記得2009年的央視“春晚”，在全國人民（乃至世界）面前，趙本山和小沈陽勸導人們：“人最痛苦的是，人死了，錢沒花了（liǎo,完了）”；“人最痛苦的是，人活著，沒錢花”。這種“人活人死，有錢沒錢”，連同“寶馬與自行車”上的“哭與笑”，也都是能夠撩撥人們“心尖震顫”的，要么，它們怎么會迅速地街談巷議，影響巨大呢？但是，這是引起“文化危機”的心尖震顫。
近來，兩部電影又引發我們思考。電影《青春雷鋒》在某城市電影院線上映時收獲了“零票房”。電影《人再囧途之泰囧》（簡稱《泰囧》）票房超過14億人民幣。《泰囧》可以說是“無聊時代的杰作”，“釋放著無聊時代的訊息”。什么是“無聊時代”？不求“意義”，百無聊賴，顛覆“理性”，娛樂至死，自我中心，人生“空轉”，心理空虛，精神抑郁，無方向感，輕視生命。
在孫家正同志筆下，就連革命一生、高尚一生的“爺爺”也用“萬一他是假的”來看待社會。如果社會現實不是這樣，“爺爺”怎會如此！只有涉世不深的五歲妞妞還相信“萬一他是真的”。這也具有象征意味。我們社會的希望來自“人之初，性本善”。可是，我們的社會現實是越來越使爺爺轉化成妞妞呢，還是越來越使妞妞轉化成爺爺？我猜想這可能是孫家正同志下一部作品的主題。因為孫家正同志講過：“和諧社會的建設，呼喚著文化的堅守和創新，呼喚著博大深摯的人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