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秭歸屈原祠里的屈原銅像
又逢端午，遙祭屈原。一個人與一個節日、一種民俗關系如此之緊密，中國歷史上惟此一人。
屈原，一位讓世代中華兒女年年記起的先祖，一個讓歷代文人仕子朝誦夜吟的巨擘，是我們這個民族燦爛精神篇章中的一個厚重的標題。
拂去歷史的云煙，撣落鏖戰的塵埃，一尊偉岸的獨行者身影從遙遠的兩千多年前漸行漸近。屈原，是中華民族的一根鐵骨。
歷數古今中華先賢，列在前幾位的，當有屈原。更有人認為，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紀念價值的愛國精神締造者，第一個真正具有忠肝義膽、滿腹才情，敢于以身殉國、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愛國主義戰士。
《離騷》之后無《離騷》
感謝司馬遷，從浩浩湯湯的歷史長河，從亙古不息的汨羅江中，打撈起這位中國古代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文學家，他在《史記》中用了1200多字讓后世記住了那個不屈的脊梁。
屈原是戰國后期楚國人，籍貫湖北秭歸，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278年。年輕時的屈原擔任過楚懷王的左徒，伴隨左右，深得器重，參與和執掌楚國許多重要軍政外交事務，起草憲令，修正法度，展示了高超非凡的治國理政才干。這一意氣風發、豪情滿懷的時期，確立了他事業的高度。
屈原人生的另一個高度是他的文學成就。他創作的《離騷》《天問》《九歌》《九章》《招魂》，聳立起中國文學風光雄奇的巔峰。《離騷》被公認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篇幅最長、最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政治抒情詩；《天問》以奇特的詰問形式、異常神奇豐富的想象力，一連向上蒼提出170多個問題，涉及天文、地理、文學、哲學等許多領域，既敬天尊神法道，又借天問道、借古喻今，叩問現實，質疑巫術的盛行，充滿科學求索精神；在祭歌基礎上提煉而成的《九歌》，結構精巧，斑斕絢麗，美輪美奐，塑造了或優美妖嬈或莊重典雅的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諸神形象，成為傳世經典之作。《離騷》之后沒有《離騷》，《天問》之后《天問》不再，《九歌》之后難尋《九歌》，屈原之后的中國文化人都聚集在這座高山之下，刨挖文學的泉眼和思想的深井。
鋼筋鐵骨的屈原精神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溯尋中國文化的源頭，都不能不端視屈原的身影，觸摸“屈原精神”的鋼筋鐵骨。
一是國家至上。屈原志存高遠，心系國家，襄理朝政，竭力勤勉。他主張對內變法圖強、對外聯齊抗秦，一度使楚國富足強盛，實力雄厚，威震諸侯。他“明于治亂，嫻于辭令”，“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對內對外都是一把好手。但他并非總是春風得意，他遭遇到了一個強勁的來自外部卻深潛楚宮的政治對手。秦相張儀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謀略家和縱橫家，詭計多端、老謀深算、膽略過人。他一生有兩件最得意的政績，一是幾度破壞楚齊聯盟，為秦國成就霸業掃清了前障；二是成功地離間了楚懷王與屈原的關系，使楚國驅逐忠良，喪失清醒，丟掉了雄起的基礎和機遇，最終為秦所滅。這兩件事合而為一，那就是張儀打敗了屈原。張儀十分清楚屈原是楚國唯一使他感到威脅的對手，他收買靳尚，設詭鄭袖，蒙騙楚王，讒害屈原，可謂用心良苦，心機算盡。屈原清醒地認識到楚國真正的敵手是強秦，“橫則秦帝，縱則楚王”，不是楚吃秦，就是為秦所吃。但屈原貴在心系國家，失在忽視了小人的力量。兩人較量的最終結果是，正不敵邪，屈原慘敗。從一定意義上說，楚秦之戰實質上是屈張之爭，屈死而楚滅，張狂而秦勝。盡管如此，屈原至死也沒有放棄對國家的責任和對使命的擔當。歷史的篇章總是飛揚著流暢與滯澀的墨跡，正邪不分、忠奸難辨的故事時常發生，讓人嗟嘆，但車輪總能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往前走。中國的“大一統”的思想并非始于秦始皇，春秋戰國諸侯之間的征戰其實都是統一戰爭，是諸多帝國夢的灰飛煙滅與推倒重來。屈原的政治見識使他看到了戰爭的性質，知道戰爭的贏輸決定著國家的存亡，而不僅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因此他的憂慮遠比一般人要深沉、痛徹得多。國之將亡，已無暇計較個人恩怨了，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他不惜犧牲個人前途直至自己的生命。一切幻滅之后，他拼將生命全部能量的最后一躍，也是以身許國。這種為國盡忠的信念，構成屈原精神的主體，漸漸凝成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核心。
二是忠君憂民。屈原身居廟堂而心憂天下，身居荒野卻顧盼廟堂。他對楚懷王曾有深厚感情，一度幾乎寄予了他所有的政治理想和事業追求；而又怒其不爭、怨其不察、恨其不用、哀其不幸，悲嘆昏聵之君誤國、蠱惑之佞亡國，可謂愛恨交織。即使屢遭離間、屢受諂害而被疏遠、流放，他仍然一步三回頭，期盼君王的幡然醒悟和召回。在“楚才晉用”的時代，屈原有足夠的理由選擇離開，像春秋時期的孔子一樣周游列國，一邊尋找明君，開辟自己的政治試驗田，一邊傳大道，宣揚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主張，但屈原寧死也不愿意離開楚國一步，對國家、君王的忠誠日月可鑒。即使對昏聵的新主頃襄王，屈原也同樣抱有過幻想，浪跡荒野之時仍以詩賦寄情，提醒朝廷，但終究是一廂情愿、枉自多情。屈原的忠君情結和愛民情懷并存，對民生有更多的體恤，在忠君與愛民的矛盾中備受煎熬。他“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以民為本，敬天法祖體恤蒼生，為民請命，對百姓充滿深深的同情和哀憐。屈原身為宗室重臣，卻站在勞苦大眾一邊，反對世卿世祿、限制貴族特權，明知這樣必定會觸犯貴族壟斷集團的利益，但他“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對民眾、對王權的忠誠昭然若揭。兩千多年來，屈原這種憂國憂君憂民的情懷一直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
三是堅持真理。真理貴在發現，難在堅持。堅持真理是需要智慧的，屈原負責過許多國計民生大事，對政治、社會、文化、外交等領域有著自己的想法，他的倡導法制、鼎新革故、推進民主、選賢用能等改革思想，對于建立一個強大的楚國無疑是很有價值的。譬如他提出“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以奴隸傅說、屠夫呂望、商販寧戚成才的故事為例，說明不拘一格選用人才的重要性，這一人才興國的思想在那個時代是具有先進性和開拓性的。堅持真理也需要勇氣，屈原對“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的世俗污穢深惡痛絕，敢于劍挑楚國政治的失誤、吏治的腐敗、貴族階層的貪婪，甚至膽敢指責楚懷王、抨擊頃襄王，威風凜凜，寒光閃閃，銳氣逼人。堅持真理更需要百折不撓的毅力，屈原的遠大抱負和政治理念一旦確定，便堅貞不改、矢志不渝，“雖九死而猶未悔”。即使在遭貶放逐的路上，仍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來自勵，像一個戰士，義無反顧。屈原的耿耿正氣，感染著一代又一代為真理而斗爭的勇士。
四是情懷高潔。屈原有著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高貴節操的堅守。“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這些葳蕤芬芳、爍金泛銀的精美文字，像鏡子一樣照映著他那純凈的靈魂與高潔的思想境界；“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他以橘言志，表達了自己表里如一、堅貞不屈的品格；“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表達了他潔身自好與清醒自重的秉持；“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表達了他愛憎分明、剛正不阿的浩然正氣；“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表達了他對“賢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昏暗時代的猛烈抨擊和對黑惡勢力決不妥協，縱然招致災禍也決不茍且偷安的堅定決心。
偉大的悲劇英雄
忠烈屈子，千年一嘆！
一聲贊嘆，一聲悲嘆。屈原縱身一躍，將自己定格成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悲劇英雄。
楚國社會千瘡百孔時弊叢生，政權昏暗腐朽搖搖欲墜，政治生態險惡，官場上毫無清明正氣可言，使屈原有生不逢時之感。他的真知灼見被君王視如草芥棄如敝屣，他的才干遭到無能之輩的嫉妒，“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楚懷王授權屈原負責起草國家憲令，屈原草稿未定，而“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上官大夫便向楚懷王進讒誣告屈原，使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是魑魅魍魎們的“羨慕嫉妒恨”禍害了一代忠臣賢良。
更可悲的是，屈原遇上了兩代昏君。
強秦兵臨城下，弱楚危在旦夕，楚懷王卻屢中張儀之計，違背盟約與齊斷交，既惱羞成怒又不講信義，既貪婪自私且鼠目寸光，終于孤立無援，求救無門。被晾在一邊的屈原看到了楚齊斷交的嚴重后果，力阻無效，反而被逐出朝廷，流落到漢水之北。后來楚懷王終于被秦國誘捕，客死他鄉。被流放的屈原“睠顧楚國，系心懷王”，為故主的罹難而悲憤，更為不思進取、無所作為的新主而悲哀，為新主聽任滿朝奸佞庸臣禍國殃民而憤怒。頃襄王更是心胸狹窄之人，他一怒之下將屈原驅趕到更偏遠、更艱苦的江之南。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披發行吟，頑強地寫下一篇篇政治性的辭賦詩作，執著地訴說他的愛國憂民之情、救國濟世之策，堅定地表達他的楚國復興之夢。無奈頃襄王在媚秦自戧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楚國也就氣數已盡，行將就木了。公元前279年，秦國悍將白起攻打楚國，引水灌城，一下子淹死楚國軍民幾十萬人，還攻占了屈原的出生地、楚國的國都郢。第二年的五月初五，一代愛國名臣屈原投江殉志，留下千古奇恨、千古沉冤、千古悲歌。
臣事明君，將遇良才，這是中國歷代仕子所追求的昌明環境。國與國的較量實質上是王與王的對弈和對決，一國之強弱取決于一君之明晦。屈原經歷三代君王、事奉兩代國君，但他們一個比一個昏聵，一個比一個素質差。楚懷王胸懷狹隘、目光短淺，朝秦暮齊、言而無信，低劣的政治品格、低下的政治智慧，使楚國的式微成為必然；頃襄王更無理政智慧可言，耳聾目塞，縱容小人弄權，使楚國駛入了加速滅亡的快車道。兩朝昏君，一般器量，是楚國的不幸，更是屈原的大不幸。作為一位政治家，屈原從明亮轉為黯淡，直至隕落，是他個人的悲哀，更是一國之觴。
屈原的悲劇，也在于他自身的不悟。
他或許沒有意識到，他的壯志難酬除了有小人的嫉妒和諂害外，深層次的原因是國內階級矛盾尖銳對立，而又缺乏一個強有力政治集團的統治。屈原所代表的士大夫階層與君王之間的矛盾，是改革與守舊、民權與君權、維權與專制、分權與集權之間矛盾沖突的集中表現，是他的改革思想與君王權力意志之間、國家利益與統治集團利益之間矛盾沖突的深刻反映。而且這些矛盾在內外交困中迅速發酵激化、不斷升級，使社會的分崩離析一觸即發。外有強梁虎豹環伺，內有蟻蠹貪噬豪取，風雨飄搖的楚國大廈安有不傾覆的道理？屈原滿腔熱情地想挽狂瀾于既倒，無疑要成為矛盾的一方——這是勢單力薄的一個人與一個腐朽勢力、利益集團的對峙，文弱書生想螳臂擋車，這是他的幼稚、天真與單純。面對外腐內朽、茍延殘喘的統治系統，屈原沒有跳出專制權力的樊籬，沒有號召民眾摧毀專制統治的意識和力量。他不如70年后的農民陳勝、吳廣那么勇敢無畏，不如楚國貴族后裔項羽那么氣魄蓋世，不如流氓無產者劉邦那么無所顧忌。這三撥人都是楚人后代，是他們前赴后繼、共同奮斗，三年而滅秦，應驗了屈原同時代先知的預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脫離政治系統使他失去了權力，脫離廣大民眾使他失去了根基，屈原的抗爭無異于自己抓起頭發往上拔，即使拔光頭發也無濟于事。這是一種不徹底的反抗，但是，反抗總比不敢反抗好。
屈原的悲劇，還在于他文人式的愚忠。
怒也好、怨也罷，罵也好、哭也罷，屈原的忠君思想是不曾動搖的，他的死也證明了這一點。這源自他所受的封建傳統的教化和傳統文化的熏染，源自他的政治理想對專制統治的倚重和依附、對君王權力的效忠與臣服，源自他的政治品德和人格操守。有人言其為才所困、為情所惑，那實在是看低了屈原。屈原的遠見與胸懷是他的同僚們無可企及的，只是他有著書生的意氣與弱點，崇文而不尚武，有宏韜而少謀略，沒有革命的勇氣與能力，沒有振臂一呼而應者云集的號召力，沒有敢說敢為、揭竿于阡陌之中的魄力。他把全部理想寄托在一個君王身上，一葉障目，看不到時代的趨勢、朝代的更替、社會的規律、民眾的力量，他的忠君思想顯然具有濃厚的愚忠色彩，是一種文人式的抗爭，是那個時代無可銑削的胎記。
屈原以身自潔、以死明志的精神可贊可嘆，但一己之凈并不能換得天下之潔。他的投江，無疑是投向黑暗、腐朽、窒息、昏潰君主專制和污穢官場的一枚人體炸彈，有驚世駭俗的一聲轟鳴，但也只是一響而已，終究無益于國內政治矛盾的緩和與消弭，無濟于民生的改善和楚國命運的起死回生，更無力撬動古代封建專制統治的沉重鐵板。他以自戧的方式，給一個國家的式微畫上了一個富有預兆式的句號，所蕩起的漣漪波及中華民族兩千多年。
屈原從政治頂峰墜入人生的窘境，從政治家回歸到落魄文人，從理想的賁張走到了慘淡的現實，這種落差使他的思維從博大走向了單一、從宏觀走向了微觀、從靈變走向固執。他看到了楚國的末日，不愿意接受秦國即將一統天下的趨勢，在奮起與隱遁之間，作出了痛苦和尷尬的選擇。其實這是中國第一次實現大一統前夕的無謂掙扎，在摧枯拉朽的歷史車輪面前，一切都會被碾得粉碎。屈原稀里糊涂地充當了一個有節氣的螳臂，既可敬，又可憐。為一個不值得的政治系統而殉情，這是屈原的局限，也是屈原的悲劇。
屈原，是中華民族的一滴眼淚。
中國文化的精神巨雕
從這個角度講，屈原應該向比他年長210歲的“至圣先師”孔子學習。當年孔子周游列國不為重用，或者被供而不用，也曾郁悶過，但他看清了現實的無奈，并不過多怨天尤人，只輕輕地一聲嘆息后，便一頭扎進典籍詩書中，梳理上古時期的經典思想，集成和開創了博大精深的儒學思想。孔子的思想如一輪明月，映照人類文明的長河2500多年。人類文明史上影響時間之長遠、影響力之深刻、影響范圍之廣的思想家，唯孔子為最，他在奠定歷史文化高度的同時，成就了自身的精神高度，后世無以企及。蒼天有眼，巨擘如風，總是在重重關上一扇門的時候，為你輕輕推開一葉窗。只是屈原沒聽到風吹窗啟的吱呀聲兒罷了。其實，人生原本就是多元、多彩的。
屈原的剛和孔子的柔，都是民族的骨骼，都是民族的性格，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巨雕和英雄史詩。
之所以感謝司馬遷，是因為他敢于真實客觀地評價屈原。像屈原這樣一位不得志的貶官，在當朝的史官筆下是很難有真相可言的，如同對中國歷史上許許多多被始用終棄的文臣武將的評價一樣，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但是司馬遷不同，他在屈原憤然投江150年后佇立汩羅江邊憑吊先賢，那時的他只有20來歲，一樣的滿腹經綸，一樣的家國情懷，“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淚”。他高聲誦讀屈原的詩辭歌賦，志趣相投，英雄相惜，涕淚長流，所以他筆下的屈原才那么真實、那么有神采。司馬遷的垂淚，是屈原濺起的水珠，是接續古今情感的一脈清流，因為25年后的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李陵事件”而觸怒漢武帝，出于同樣的悲劇、同樣的悲情，他發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慷慨悲歌。我想，司馬遷把屈原的死應該看得很重，而把自己看得很輕，因為他要著書立說，留住歷史，記錄包括屈原在內的悲劇英雄。從這個意義上說，屈原還應該向比他小210歲的司馬遷學習。孔子、屈原、司馬遷，各有志向，都是中國精神的骨骼。
擋車螳臂也是英雄，以死抗爭也是戰斗。水柱擎天，英氣斷流，屈原用生命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上，矗立起一尊令后人仰望千年萬年的豐碑。
仰望是需要載體的。文化的盛宴無須山珍海味，一枚粽子足夠，加上驅邪的雄黃酒、奮進的龍舟隊，更好。棱角分明，粽葉幽香，年年端午，款款深情，咀嚼和回味的是一種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國人選擇了在孔子的誕辰紀念日祭孔，亦選擇了以屈原的忌日為節日，從此，中華民族的文脈里，彌漫了一種淡淡的憂思，以及綿綿的詩意。
（作者為某雜志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