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想象沒有陶淵明的廬山會是什么樣子。在漫長的歷史里，從沒有一個人像陶淵明對一座山有著如此大的影響，從此廬山仿佛擁有了生命，擁有了一種來自于東晉的氣質與風度。

陶潛詩意圖 王西京

壹

　　其實廬山上有些地方，陶淵明未必真的去過，但是后人卻不斷地虛構一些美麗的故事，讓陶淵明“抵達”。

　　歷史上從沒有一個人像陶淵明這樣，在廬山留下了如此多的痕跡。廬山山南的玉京山下有他的故居，漢陽峰的紫霄峰下有陶靖節陸修靜對酌臺，虎爪崖下有醉石，醉石旁有五柳館、歸去來館，不遠處還有栗里，據傳陶淵明詩中的南村就是此處；今天九江縣境內的面陽山下有陶靖節墓，墓旁有靖節祠、靖節書院；面陽山南的黃龍山有通書院，舊稱這里是陶淵明故居，或是陶淵明的祖居。等等不一而足。在這么多的遺跡中，舊居就多達四五處。不得不令人感嘆陶淵明對于廬山的重要性。

　　而如此多的遺跡，也并非是陶淵明自己留下來的，更多的是來自于后人對他的追憶。像歸去來館就是南宋朱熹所建，靖節祠和靖節書院也是明代文學家李夢陽在擔任江西提學副使時修建的。這些文化名人的追憶，更加凸顯陶淵明的意義。他已經不僅僅只是一個隱士、詩人，更多的是一個文化象征，一個符號。

　　其實廬山上有些地方，陶淵明未必真的去過，但是后人卻不斷地虛構一些美麗的故事，讓陶淵明“抵達”。比如廬山東林寺有著名的《虎溪三笑圖》，畫的是慧遠、陸修靜和陶淵明三人在東林寺中傾談甚歡，離別時慧遠送二人出寺，本來慧遠送人從不過虎溪橋，但這次因為交談至深，不覺竟走過了此橋，弄得山上的老虎都看不下去，大吼一聲，于是三人會心大笑。畫面就定格在這一瞬間。慧遠是東晉高僧，陸修靜也是道教的重要人物，當時隱居在廬山山南簡寂觀，而陶淵明無疑在這里被作為了儒家的代表，儒道佛就這樣融合無間地出現在一幅詩意的畫中。但事實上，慧遠去世的時候，陸修靜才十歲。而陶淵明也曾在詩中對慧遠某些觀點表達了異議，慧遠曾想邀陶淵明加入蓮社，陶淵明也沒有同意。《蓮社高賢傳》說陶淵明曾造訪蓮社，最終“攢眉而去”。但是，與其說《虎溪三笑圖》是后世的憑空想象，不如說是人們的一種美好的愿望，他們希望陶淵明抵達這里，并與慧遠、陸修靜傾談，三位大師縱情探討人生、詩歌和自然萬物。事實上這樣的愿望在后世都得到了實現——白居易與廬山諸寺的高僧過從甚密，蘇軾也與廬山歸宗寺的佛印有著深厚的情誼。所以盡管知道這樣的事實并不存在，蘇軾、黃庭堅等人仍興致盎然地在《虎溪三笑圖》后題寫了文字。

　　而另外一些非虛構的史實，則真正會讓后人歆慕。據《廬山志》記載，清代康熙、乾隆年間的栗里如同一個文化圣地，那里有心遠亭，亭有碑鐫“心遠地自偏”詩；又有“吟松醉菊”石刻。心遠亭西南還有清風橋，同治年間的《星子縣志》甚至記載了乾隆年間地方官員重修此橋時一段詩意的文字：“又西數里為楊柳橋，有晉處士碑，碑陰一水抱焉。壬午春漲橋斷，余適課農于此，因解腰圍銀帶以續，不逾月橋成。有一老叟歌曰：‘處士何曾是姓陶，菊花人醉風蕭蕭。使君腰解銀帶子，袖挾清風過此橋。’歌罷，向松山高步而去。時人聞其歌，遂題于龍山鋪，而請改為清風橋。今不覺二十余年矣……”需要注意的是“余適課農于此”所隱藏的含義，因為陶淵明也曾參與“課農”，并寫下了《勸農》一詩，所以一個“適”字，寫盡了此官員對于陶淵明的遙想和懷念。盡管這些亭臺、石橋、碑刻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但只要廬山還在那里，只要你在某個位置抬起頭來看到廬山，就會想到陶淵明。我無法想象沒有陶淵明的廬山會是什么樣子。在漫長的歷史里，從沒有一個人像陶淵明對一座山有著如此大的影響，從此廬山仿佛擁有了生命，擁有了一種來自于東晉的氣質與風度。

　　廬山對陶淵明也有著非凡的意義，這里的山川草木怡養了陶淵明平淡沖和、含弘萬物的性格與心境，并且滋養了他的詩歌創作，在陶淵明的詩集里，大部分的詩歌都與廬山有關，山間的風景，山下的田地，山邊的河流與湖泊，山中的讀書生活等等。他在這座山中耕種、飲酒、養菊、思考人生的意義，有時候生活非常艱難。蘇軾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而陶淵明顯然是因為在此山中，才見到了廬山的真面目吧。

　　今天，這些與陶淵明有關的遺跡很多都不存在了，比如陶淵明陸修靜對酌臺、玉京山的舊居、靖節祠、通書院。而保留下來的，與歷史上的記載也有不小的差別。這些地方一直不是廬山旅游的熱點，栗里是山南的一個小村落，醉石隱藏在深深的山谷里，至于陶靖節墓，也許除了紀念活動之外，恐怕更是罕有人至吧。這樣也正好，它們就像當年的陶淵明一般，隱藏在深山里的一座草廬中，任由云起云卷，風吹風落。千百年來，它們一直保持著陶淵明的隱居姿態。

貳

　　陶淵明的出仕，并非為了在政治上有什么樣的作為，更多的還是為了生計、為了更好地贍養親老。

　　晉安帝義熙元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405年，五十四歲的陶淵明辭去彭澤令一職，掛冠歸隱，從此再也沒有返回仕途。八十多年后，梁朝的詩人、學者沈約在《宋書》中解釋陶淵明辭官的原因說：“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從此“不為五斗米折腰”這個說法成為了人們最為熟知的典故，它與陶淵明去世后朋友們給他取的私謚“靖節”一起，構造了一個耿介、正直、不屈服于權貴的形象。雖然陶淵明對于官場上的束縛、對官場黑暗的不滿毋庸置疑，但是，過于強調這一點，也使得我們難以窺見陶淵明內心中一些隱秘的情感，這些情感對于我們認識陶淵明或許更為重要。

　　在人們欣賞“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潔時，往往忽略掉了陶淵明自己陳述的辭官理由，那就是他在《歸去來兮辭序》中說得清清楚楚的：

　　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顯然，陶淵明對于官場生活感到極為壓抑，心情也極不暢快，但盡管如此，他原本也準備做滿一年再辭官。而導致他突然辭官的直接原因，就是程氏妹的去世。較之要束帶見督郵來說，這件事在陶淵明的心中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陶淵明一直十分重視親情。他三歲喪父，一直是在母親的教育和撫養下長大的，在他的詩文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他對于母親的尊敬、懷念以及未盡孝道的愧疚。陶淵明的母親是晉代名士孟嘉的第四女，母親去世之后，陶淵明在居喪期間寫下了《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其中說道：“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鐘厥心。謹按采行事，撰為此傳。”看來陶淵明撰寫此文，實是為了向其母致敬。

　　正因早年喪父，家道艱難，母親又教育有方，使得陶淵明與幾個弟妹的感情都十分融洽，兩個堂弟仲德和敬遠，以及同父異母的妹妹，即程氏妹，從小互相扶持，又難得有共同的語言和興趣，陶淵明詩中不少表達自己內心真實想法的詩篇，文字上稍顯激烈的，大都是寫給仲德和敬遠的。程氏妹去世后，他不僅立刻辭官奔喪，還寫下了一篇感情真摯的《祭程氏妹文》，寄托自己的哀思。

　　而陶淵明的出仕，也并非為了想在政治上有什么樣的作為，更多的還是為了生計、為了更好地贍養親老。所謂“每以家弊，東西游走”（《與子儼等疏》）、“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飲酒》十九、十）。也正因此，陶淵明在宦游途中所寫的詩篇，都表達了為糊口而從仕的無奈與壓抑。

　　程氏妹的去世對陶淵明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因為就在程氏妹去世的四年前，陶淵明的生母去世，當時陶淵明正在桓玄的幕府中任職，出使江陵，未能陪在母親身邊。他在《祭程氏妹文》中說“昔在江陵，重罹天罰”，他認為這是上天對自己的懲罰。而此次程氏妹的去世，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也讓他下定了決心，回到廬山腳下，更加去珍惜人世間的種種情感，而不是將生命耗費在虛偽、狡詐和空虛的官場之中。

　　同時陶淵明辭去彭澤令之所以如此決絕，也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母親已經去世，孝道已盡，不存在贍養親老的壓力。“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這幾句簡單的話說得多么透徹。以前勉強從仕，是饑凍之切會涉及到慈母，現在不過是自己受點苦楚罷了，來去自由。“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這個平生之志是什么？就是按照自己的心靈去生活。

　　但是辭官幾年之后，仲德和敬遠相繼去世，也使得陶淵明的晚年越發孤獨。從此，廬山成為了陶淵明唯一可以暢敘幽情、傾訴內心隱秘世界的寄托了。

叁

　　在這短暫的五年時間里，尤其是入桓玄幕府、擔任鎮軍參軍、建威參軍這三次任職，陶淵明親身經歷了東晉中后期最為嚴重的政治動蕩。

　　其實廬山完全可以說是陶淵明的故鄉。陶淵明生在廬山腳下的潯陽柴桑（今九江市西南），從小就在廬山下讀書、生活，養成了“性本愛丘山”的心性。終其一生，他都沒有長期遠離過廬山，包括出仕的時候，離開的時間都非常短暫。

　　陶淵明一生共五次出仕，第一次是二十九歲時擔任江州祭酒，離家很近，只做了幾天時間就“不堪吏職”，辭官回家。此后長期在家中閑居，直到三十四歲才第二次出仕，進入荊州桓玄的幕府任職。這次出仕的時間最長，前后共三年左右的時間，離家也較遠，其間還出使過首都建康。正是在此任上，陶母不幸去世，淵明正在荊州江陵，當年（公元401年）冬天就趕回到潯陽守喪。陶淵明守喪期間，桓玄與朝廷的關系徹底破裂，先是桓玄擊敗東晉權臣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領軍入都，自號相國、楚王，又逼迫晉安帝禪位，稱帝改元；之后建武將軍劉裕舉義兵擊潰桓玄，經過數次激戰，桓玄終于公元404年兵敗被殺。陶淵明則因為居喪，幸運地避免了卷入這次戰亂。

　　桓玄失敗后，陶淵明第三次出仕，到京口擔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此次任職不足一年時間，于公元405年轉而擔任建威將軍劉敬宣參軍，又只任職了四個多月，于當年八月擔任彭澤令。彭澤令只做了八十多天，就徹底辭官歸隱。這就是陶淵明的五次仕宦生涯，總共加起來居然不超過五年。

　　然而，在這短暫的五年時間里，尤其是入桓玄幕府、擔任鎮軍參軍、建威參軍這三次任職，陶淵明親身經歷了東晉中后期最為嚴重的政治動蕩，許多人或被迫或主動卷入其中，成為政治上的棋子，最后身敗名裂。后來劉裕殘忍地殺害已經退位的晉恭帝，為此陶淵明帶著悲憤的心情寫下了《述酒》一詩，他未必是對東晉王朝有什么很深的感情，只是對劉裕的行為做道義上的譴責。

　　仕宦生涯使陶淵明對政壇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朝廷的腐敗、黑暗與污濁更堅定了陶淵明歸隱廬山的決心，當許許多多的人深陷權與利的爭斗中不能自拔時，恰是這些爭斗讓陶淵明認識到內心善良的可貴和自然之美的純凈，他們讓陶淵明意識到，在短暫的人生中，有一些更為重要的東西值得我們去珍惜，而與自然萬物的永恒相比，人類實在是太渺小和無知了。

肆

　　從此之后，陶淵明數次遷居，開始了他最為艱難的晚年生活，當時的他，和一個貧苦的農民幾乎沒有什么兩樣。

　　在很多人的眼中，陶淵明在廬山的隱居生活一定是平靜恬淡、安逸舒適，令人懷想聯翩的。但事實并非如此。

　　在剛剛辭去彭澤令的頭兩年里，陶淵明過得確實還比較愜意。家里還有一些積蓄，農作物生長得也比較好，他甚至能夠請得起僮仆。但是，在辭官后的第三年盛夏，家中突遭火災，幾乎所有物品毀之一炬，在一段時間里，陶淵明帶著家人只能寓居在一條破舊的漁船上，他的莊稼又連續遭受蝗災和洪澇（見他的《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和《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等詩）。此后又經歷了各種天災和戰亂，根據《晉書·安帝恭帝紀》的記載，義熙三年（公元407）的夏天潯陽發大水，義熙五年潯陽地震，同年三月又發生雪災，大雪“平地數尺”。東晉晚期的孫恩盧循之亂也波及到了陶淵明的世外桃源，在義熙六年，官軍和盧循的叛軍在潯陽及其周邊地區反復拉鋸，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戰亂才得以平息。

　　從此之后，陶淵明數次遷居，開始了他最為艱難的晚年生活，當時的他，和一個貧苦的農民幾乎沒有什么兩樣。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雙腳上的疾病已經使他無法行走，各種病患纏身，而且無比貧窮，有時竟到了揭不開鍋的地步，不得不到鄰居家去乞食。盡管如此，他依然沒有任何重返仕途的想法，他已經與那個污濁的社會完全決裂，執著地按照自己的心靈生活。在他晚年的詩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內心充滿痛苦和悲涼的形象，他對于時代感到不滿和無奈，卻又無法改變，只能選擇保持一己之身的清白與高潔，那仿佛是一個孤獨的鶴的形象，在泥濘的沼澤上整理著潔白的羽毛，獨自起舞。難怪李長之在《陶淵明傳論》中說讀陶淵明的詩，會越來越“覺得他的詩句是那樣的沉痛，幾乎‘言盡意不舒’的情調充滿了全書，竟再也尋不出十分快樂的影子了。”

　　另一面，當面對著時代的污濁、社會的黑暗、人心的涼薄以及自身生存之艱難，每每在苦痛達到極致之時，陶淵明又能展現出超人的豁達與通融，如同暗夜中的光，夜空中璀璨而明凈的星辰一般，照亮著后人的洞府。這就是為什么他那些平淡的句子為何會帶來如此多的尊敬與感動，因為平淡下面是激流洶涌、是潮起潮落。而陶淵明之所以偉大，就在于他超越了個人的苦痛、超越了一個時代、超越了生與死，用自己的人生，完成了對整個人生和宇宙的思考。

　　這里還需要提及的是，魏晉以來盛行隱居，這固然是因戰亂引起的，同時隱居給隱士們帶來的高名，也帶給了他們踏入仕途的另一條捷徑。每一個新皇的登基或者每一個新朝的建立，總會邀請隱士們重新出山，以表示“野無遺賢”，顯示其政權所得到的擁護。因此，當時許多的隱居者生活非常舒適，甚至到了奢華的地步。與陶淵明齊名的謝靈運，在仕途不順的時候，也常回到故鄉的山水中，暫隱山林。《宋書·謝靈運傳》上記載了他是如何寄情山水的：

　　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后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

　　登山到了如此講究的地步，可以說連現代人都嘆為觀止吧。木屐可以上山去掉前齒，下山去后齒。并且還帶著數百民工，開山辟境，竟讓人誤以為是山賊。謝靈運出身豪門望族，即使是隱居，也不必擔心自己的前途，更不用擔心財力。這是出身寒族的陶淵明難以望其項背的。況且陶淵明的情性趨向澹泊，也注定了他不會像那些尋找仕途捷徑的隱士那樣，裝模作樣，然后一躍成為朝廷的座上賓。對比謝靈運的這段記載，陶淵明的記載則顯得無比貧窮、局促，在其好友顏延之撰寫的《陶征士誄》中記載說他“少而貧病，居無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為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令，后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題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于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宋書》本傳中還說他晚年有腳疾，需要人抬著他才能出行。相比于謝靈運，實在是太過寒磣。

　　晚年的陶淵明忍受著超出常人的孤獨和寂寞。他是痛苦的，因為他是清醒者，也因他清醒著，所以要不斷飲酒求醉，方能暫忘苦痛。他又是歡欣的，因為他在按照自己的內心生活，不需要出賣靈魂，不需要看他人的顏色行事，不需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每日在廬山的云霧下，種植莊稼，會為每一次的收獲而感到滿足；培育菊花，等待友人給自己送酒喝；讀書寫詩，會為歷史反照出的現實發出感慨，也會與古人、與更古的山川產生某種無法言傳的交流與默契。

伍

　　當陶淵明去世之后，沒有人會意識到正是這個在當時還默默無聞的隱者，為魏晉的詩風劃下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十一月，深受疾病和饑餓折磨的陶淵明去世，終年六十三歲。陶淵明臥病在床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其間名將檀道濟擔任江州刺史，還特意來看望了陶淵明，希望陶淵明能為新朝服務，這樣生活上至少能好些。陶淵明委婉地拒絕了。臨走前檀道濟還饋贈了粱肉，但陶淵明“麾而去之”。真應了魯迅先生對他“金剛怒目”的評價。

　　陶淵明對于劉宋的不滿，歷來的解釋都是說他忠于晉室。但陶淵明既非晉朝重臣，且出仕不到五年，何況他對東晉政府的腐敗無能早已感到失望，何來忠晉之說呢。他對劉宋政權不滿，對檀道濟的不滿，終究還是因為劉裕在處理安帝、恭帝這兩位遜帝上手段過于殘忍（安帝被劉裕派親信毒死，殺恭帝時劉裕先派恭帝親隨王祎下毒，王祎不忍下手，自己喝了毒藥，劉裕便派人直接用棉被悶死恭帝），而劉宋政權的內部斗爭也過于陰險和殘酷。事實在幾年后給陶淵明的態度予以了證明。檀道濟在參與了多次朝廷內部的爭權之后，終被宋文帝殺害，而劉宋宮廷內部的殺戮才剛剛開始，此后親子弒父、兄弟相殘的慘劇頻頻出現，傳統的道德觀念完全崩潰。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們不能不再一次感嘆陶淵明的睿智。當宋武帝劉裕去世之后，檀道濟、王弘、謝晦、徐羨之同為朝廷重臣，不久后謝晦、徐羨之和檀道濟先后在政治斗爭中慘遭屠戮，只有王弘一人遠離了斗爭得以幸免，史傳稱王弘在擔任江州刺史的時候“省賦簡役，百姓安之”（《南史·王弘傳》）。而這個江州刺史，就是在陶淵明晚年，頻頻給陶淵明送酒的那位地方官員，而陶淵明也經常出現在王弘的宴會之上。王弘從沒有勉強陶淵明出仕，他們始終保持著一種簡單的友誼。從王弘、檀道濟截然不同的結局，再來看陶淵明接受王弘的贈酒，卻拒絕檀道濟的饋粱這兩種不同的態度，陶淵明的立場自然可見。

　　在陶淵明去世的這一年，謝靈運四十八歲，剛剛擔任劉宋朝廷的秘書監，也許他那部著名的目錄書《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正開始撰寫，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寫出了大量風格新穎、技巧純熟的詩篇，正引領著詩壇走向一個新的時代：講究辭藻的華麗、韻律的和諧、結構的完美。其實早在很多年前，詩風轉變的傾向就已經開始了。但與不愿卷入政治一樣，陶淵明也不愿卷入這個詩歌的新潮流中。他推崇的依然是《詩經》，是漢末的古詩，是阮籍、左思。當陶淵明去世之后，沒有人會意識到正是這個在當時還默默無聞的隱者，為魏晉的詩風劃下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在去世不久之前，陶淵明還寫下了三首《挽歌詩》、一篇給兒子們的《與子儼等疏》、一篇給自己的《自祭文》，在這幾篇詩文里，陶淵明回顧了自己的一生，表達了自己作為人父卻使兒子們忍受饑寒的愧疚，并希望兒子們能珍惜兄弟感情。當然，他還談到了死亡。“人生實難，死如之何！”這是需要經歷怎樣的艱難與痛苦才能說出的話。他說死后要把自己葬在荒野，“不封不樹”，“托體同山阿”，希望能與廬山融合為一體，與天地萬物同化。

　　“家為逆旅舍，我如遠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這是陶淵明《雜詩》第七首中的詩句。“家為逆旅舍，我如遠去客。”漢末《古詩》有“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的句子，后來蘇軾也說“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臨江仙·送錢穆父》）。從古詩到陶淵明再到蘇軾，我們仿佛看到了有根線，將漫長而曲折的歷史牽連了起來，也將相隔幾百年的詩人們牽連了起來。人生就像是一座旅舍，我們不過是漫長人類歷史中的一個過客，偶爾在某一時間進入這個旅舍，然后再離開。人生如此短暫，被遺忘的人們就如同從未存在一般，那么你生存的意義是什么？你在這世間又該如何去生活，如何去面對你的世界呢？陶淵明和蘇軾都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這句詩，是陶淵明說給自己聽的，又何嘗不是說給千百年后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