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是在改革開放后建省，可以說，海南文聯本身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而作為省文聯主席、黨組書記，韓少功在當代文學史上的身份又是多重的：作為一名作家，在知青文學、傷痕文學、尋根小說、先鋒小說里都可以找到他的名字；作為翻譯者，他最早翻譯了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作為編輯者和媒體人，他前后主持了《海南紀實》和《天涯》，甚至天涯網絡社區一開始也與他有合作關系。他從楚文化源遠流長的湖南來到經濟特區海南，近距離地感受了改革開放30年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的“大變局”。日前，本報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海南采訪小分隊遠赴海南時，見到了這位具有“多重”感悟的改革親歷者，聽他將30年往事與感受娓娓道來，談吐間充滿一個過來人經風歷雨的淡定與從容。
文學創作：知歷史之痛 守文化之根
記者：１９７７年，您參加了“文革”后恢復的首屆高考走進大學校園，結束了上山下鄉的知青生活，展開了自己真正的文學生涯，可以說，您是在經歷社會轉折的同時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轉折，還記得當時的具體情形嗎？
韓少功：我屬于知青一代，在農村務農６年，趕上１９７７年高考，當時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正規，心里多少有些疑慮，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參加。結果幸運考中，作為“文革”后第一屆大學生重新進入了大學校園。
相對一般大學生來說，我們那一屆大多數同學有一定的社會閱歷，當過工農兵，在生活中摸爬滾打過。豐富的生活體驗容易激發人的創作熱情，像我們班的同學當中，經常在報刊上發表作品的大概就有十多個，后來一直堅持走在文學道路上的也不少，而我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當時文藝創作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突破禁區，文學受到全國人民的關注，像蔣子龍、劉心武等，一篇小說可以有上億讀者，這在現在是很難想象的。當時我也寫過一個短篇小說《月蘭》。編輯寫信給我說，他們在傳閱稿件時都哭了。我收到大概一千封讀者來信，其中一個農村讀者說，他在村里開社員大會時朗讀這篇小說，讀得大家都哭了。但這篇小說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全國短篇小說首屆評獎，這一篇的讀者投票數據說排名第七，但最終還是因為比較敏感，在終評時給拿掉了。
記者：歷史的轉折期總是充滿陣痛，要突破舊有思想框架，必須有承擔壓力的勇氣。而“先行者”之所以為“先”，往往是他們能夠在陣痛中勇敢抗壓，在變局中清醒而快速地成長，今天再回首，您如何看待這種成長？
韓少功：當時你要是敢說真話，敢于露出思想鋒芒，就必然要承擔風險。1980年我發表了《西望茅草地》，這篇小說對主人公既有遺憾，又非常痛惜，其實是寫人的復雜性。現在回頭看，會覺得這是一個比較英雄主義的小說，但當時怎么就遇到這么大的阻力？北影廠想把它拍成電影，劇本被有關部門“槍斃”。歷史的背景和氛圍不一樣，會造成對作品的不同評價。
我進入寫作的時間剛好與改革開放是重疊的，這種巧合對一個作家來說，是一種幸運，也是一種不幸。說不幸，是因為變化太大，沒有一個穩定的價值標準可作為依托，你時時刻刻面臨新的壓力和挑戰，稍不留神就會被潮流席卷而去，所以既要與時俱進，又不能隨波逐流，這需要活力也需要定力。說幸運，是因為歷史上這樣的機遇并不多，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是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見證這樣一個大變局，差不多也是中了頭彩吧？
記者：１９８５年可以說是當代中國文學史的一道分水嶺，您在當時創作了如《爸爸爸》、《女女女》等一系列很有代表性的小說，能回憶一下在當時的文藝思潮影響下文學界整體的創作情況嗎？
韓少功：那時候文學藝術界有一個名詞叫做“８５新潮”，是指一些新的美學思想引進，特別是現代主義在興風作浪，比如很多小說淡化了主題，情節和人物也是破碎的。我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從頭到尾都沒有人物，只用自然風景的描寫暗示人物的存在，這是不是有點搗亂？回過頭來看，這些嘗試有得有失，我自己也有反省。
西方現代主義藝術不是全無道理，它反映了現代人的某種散碎的、迷失的、多元的心理狀態，傳達了時代的某種情緒，留下了很多珍貴的藝術經驗。但值得反省的是，這種情緒如果過了頭，就會變成了孤芳自賞，甚至發展到反藝術的程度，比如眼下美術和戲劇中“玩概念”，形象與感情都沒有了。在當時，我不是走得最遠的，屬于比較溫和的現代主義者，有時用“意識流”手法，就那么一兩段，不像一些作家那樣通篇都是。我始終還是顧及到讀者的，注重形象與感情，既不會完全去迎合讀者，也不愿意在讀者面前耍威風，好像我怎么寫你也得老老實實地看。
在我看來，文學是作家與讀者共同創造的，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作家不能當讀者的尾巴和奴隸，但也要防止過分的自負和自戀。
記者：１９８５年您曾寫過一篇文章《文學的“根”》，提出了“文學尋根”的主張，這應當是一篇有歷史啟迪的文章，但事實上直到今天看來，不僅文學，整個中國文化的當代尋根之路，盡管走了20多年，卻才剛剛開了個頭。
韓少功：于丹說《論語》突然火成這樣，奧運會開幕式把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主題，這些在二十多年前簡直不可想象。1985年我談到文化“尋根”，在全國引起了大討論，也可以說是罵聲不絕。當時主要受到兩方面的批評，一方面認為文化要有根，但這個根應該在延安和井岡山，你們把秦、漢、唐、宋那些封建主義糟粕翻出來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完全爛透了，這個根我們斬斷還來不及呢，尋它干嘛？可以看出，這兩種罵聲其實有共同的特點，就是對中國文化的無知和簡單否定。
當時，很多中青年作家對西方文學思潮特別熱衷，一窩蜂地模仿，我開玩笑把他們叫做“移植外國樣板戲”。作為學習的過程，這當然是很正常的。但從更高的要求來說，模仿并不能代替創造。不扎根于我們的文化傳統和現實生活，怎么寫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神韻的作品呢？這是“尋根”說的一個基本涵義。
著名國學家錢穆先生曾有一段話，大意是中西文化的比較，在中國落后的情況下是沒法平心靜氣地討論，只有等中西經濟差距縮小的時候，人們才能理性討論各自文化的長短。當時的情境真是應了他這句話，人們都哭著喊著要現代化，那么現代化好像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國化。就像你說的，這個問題到今天還沒有完全解決，在文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領域，對中西方文化如何取舍、如何融合、如何轉型等問題，有關爭議還在延續，也許需要再爭議20年、30年都說不定。我們期待整個民族恢復文化自信的那一天，也就是更有效地學習其它民族文化的那一天。
作品翻譯：任重道遠的中西對話
記者：是您最早將米蘭·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費爾南多·佩索阿的《惶然錄》翻譯成中文，而您本人的作品也多次被翻譯成外文，從文字翻譯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外文化交流？
韓少功：文學作品一經翻譯，“變臉”就很嚴重。我的作品登上歐洲舞臺，用韓國音樂和日本服裝，我就覺得同我沒什么關系。有一本書在國外出版，封面圖片卻是跟書的內容毫無關系的風景——他們對東方只有一個籠統概念。東西方對話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很多西方人對東方有先入為主的想象，按照他們的想象來理解東方。這是難度之一。難度之二則是表音文字與表意文字的天然區隔。比如有些作品在翻譯過程中信息損耗較小，像那些情節性很強的小說。而有些就損耗較大，像魯迅雜文中的很多典故、幽默、尖刻等，隱藏得非常深，只有在中文語境里才能體現出來，一旦翻譯成外文就與大批判文章差不多。國外很多讀者難以理解魯迅在中國的崇高文學地位，因為外文版的魯迅只可能大打折扣，短斤少兩。
記者：盡管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種現狀，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中西方對話的隔膜畢竟越來越小，看來還是存在緩解的方法或希望的。
韓少功：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第一流作家和學者幾乎都是翻譯家，魯迅、茅盾、巴金等等都是。但是西方人做漢譯工作的，大多數是二、三流人才。一個是信息放大了，一個是信息損耗了，因此這種交流并不對等。據說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原作語言并不是太好，但他們的漢語版在翻譯家的手里加分不少。那么什么時候西方的大哲學家、大史學家、大文學家們都能來學中文和做翻譯呢？也許我們還要等上五十年，等上一百年，等到中國的國勢很強大而且中文很時髦的那一天。當然，眼下全球化的處境之中，國際人員流動和文化交流大大增強，情況已經出現了變化，中西方之間的文化翻譯量至少是迅速增大了。退一步說，文化的進口大于出口也未必是壞事。我們委屈一點，把姿態放低了一點，包括被人家多罵幾名多損幾句，也有利于我們謙虛學習呵。多學習的一方，其實是占便宜的，最容易進步的。
創辦雜志：游走于文學與市場之間
記者：１９８８年，海南籌備建省。當時您在湖南已經是著名作家，卻毅然赴瓊，坊間有傳說您是去投親，事實是怎樣？
韓少功：投親是誤傳，因為我在海南沒親戚。當時海南籌備建省，組織部門希望湖南能輸送一些文化人過來，我是應召者之一。當時我３５歲，之前也來過海南，印象中這是一個美麗、安靜、清新的綠島。我生性好靜，覺得這個地方地廣人稀，可能還會多一點自由，于是就過來了。
記者：這么說來，其實您的這次遷移本身并未經過非常審慎的得失考量，以這樣的心理準備，能否適應新環境下從生活方式到思想觀念的全面轉變？
韓少功：來到海南以后，辦什么事都需要“自我滾動”，突然脫離國家財政供養體制，進入市場經濟的洪流，難免還是要經過一個復雜的適應期。但這也使我對改革有了一些更直接和切身的感受。雖然我是文聯調過來的，但是雜志社有４０多個員工里只兩個人有國家工資，你們要生存就必須在市場中殺出一條血路，不然全得餓死。這就逼迫你放下知識分子的清高架子，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去打幾個滾。
從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０年，我幾乎沒寫小說，是完全顧不上。當時我對同事們說，不管成功了還是失敗了都是一種寶貴的人生財富。這也是在安慰大家，其實自己心里還是很緊張的。
記者：創辦《海南紀實》雜志能否稱為是您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第一次沖浪成功？
韓少功：我們必須賺錢，但賺錢還得有品味，對社會有好處。第一期雜志編出來后，好幾個書商都不要，說既不黃又無暴力，你們要坑人啊？但這本雜志的發行量迅速上升到百萬，有時要同時開動三個大印刷廠才能滿足市場需要，讓書商們大跌眼鏡。其實我們不過是在內容和形式上做了一點改革，比如率先大量使用歷史和新聞照片，比如就一些社會問題做些多視角、多觀點的深度分析。有些做法現在看來還是對的。
我們的編輯策略中有一條：“雅事俗說，俗事雅說”。意思是選材不避低俗，但要說出啟迪人心的學問來；選材也不避高深，但要說得讓老百姓喜聞樂見和通俗易懂。借助海南大特區政策，我們還有體制優勢，比如在人事和財務上比較靈活，能夠以重金挖掘全國人才資源，請他們為我們異地兼職，其兼職工資甚至超過本職工資。在全國絕大多數同行被體制束縛的情況下，我們算是提前松綁，當然打得他們難以招架。
記者：１９８９年下半年《海南紀實》停刊后，您又重新回歸文學創作，但雜志的整個創辦過程卻無疑是成功的，今天回過頭來再看這次從“下海沖浪”到“回歸文壇”的經歷，是否感慨萬千？
韓少功：這種下海沖浪不是我自己設計的，而是命運把我推到了這一步。當然，對于我來說這也很好，讓我對社會和人性有更深的了解，不會再那么書生氣。即使這種經歷與文學關系不大，我也并不后悔。辦企業需要學習很多東西，個體戶、印刷工、稅務干部等等都是我的老師。當時雜志社派人去交稅，海口的稅務局說從未收過這種稅，你們把錢拿回去吧。我還是不踏實，連夜翻看稅法，然后對出納員說，你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哭著喊著也要把這幾十萬稅交上去。我由此而略知會計，粗通稅法，這不也是很有趣的收獲嗎？雜志社給很多員工買了新房，雖然我沒有新房，但看著大家高興，自己不也會高興？總之，《海南紀實》是一個愉快的過程，達到什么目的并不重要。
記者：后來您又主持了《天涯》雜志的改版，這也是一份很有影響力的雜志。
韓少功：與《海南紀實》相比，《天涯》只是一個小眾雜志了，主要是面向思想文化界的知識分子。上世紀９０年代是中國知識分子分化和重組的時期，也是改革過程中社會深層矛盾浮現的時期。《天涯》以“立心、立人、立國”為宗旨，曾經就貧富分化、“三農”處境、環境破壞、民族主義等等問題展開一系列討論和批評，有幸得到國內外很多同道的關注與支持。說實話，我到法國、意大利、美國訪問，人家很多時候同我談《天涯》，不談我的小說，搞得我好郁悶。
文聯工作：見證海南文藝的發展
記者：海南文聯是應改革開放大潮而生，作為海南省文聯主席，您見證了海南的文藝發展史，見證了海南文聯的發展與成就。
韓少功：海南省文聯這幾年的工作有起色，２００７年在戲劇、攝影、文學等方面都獲得了“中國戲劇梅花獎”、“中國攝影金像獎”、“中國魯迅文學獎”這樣國家最高級文藝獎項，實現了零的突破。書畫、舞蹈、美術、民間文藝等方面也有顯著進步，似乎到了開花結果的時候。
下基層是我們始終關注的重點，除了送戲和送歌舞下鄉，書法家、畫家、攝影家們也深入到五指山等１１個市縣和60個文明生態村提供免費服務。
今年我們對貧困鄉村的數十名少年文藝人才提供獎學金，給一些市縣文聯裝備電腦等設備，加大了扶持力度。汶川大地震以后，海南文藝界以最快速度為災區募集捐款近70萬元，盡了自己的一點心意。
記者：在海南省文聯今年主辦的活動中，有一個特別受到關注的，就是“海南省十大文化名鎮（村）”評選，怎么會想到開展這樣一個活動？
韓少功：這個活動是由省文聯牽頭，聯合《海南日報》和海南廣播電視總臺來主辦的，其目的是為了保護和利用海南文化遺產。
現在一切進行得很順利，光網上投票總數就達600多萬，創建省二十年來投票紀錄第二，證明群眾已被充分動員起來了。100多個申報村鎮收集和整理文物，大力清污除垢和栽花種草，實效超出了我們預料。我們就是要用這一類方式來強化國民的文化意識，讓他們不要吃了酒肉以后就只知道搓麻將，形同“經濟動物”。
記者：《海南歷史文化大系》是近來海南省委宣傳部主持的一個重要項目，作為分卷主編，您能介紹一下這套書的編撰情況嗎？
韓少功：我主編《海南歷史文化大系》第三卷，即文學藝術卷。這差不多是一項系統梳理和總結海南文藝成果的“搶救工程”。
從現在１０部書稿的完成情況來看，瓊劇、臨高人偶戲、儋州調聲、海南民歌民謠、海南音樂和舞蹈、海南書法和美術、海南文學等方面的成果都得到了初步的研究，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記者：今年６月，您新任海南省文聯作協黨組書記，不知對將來的工作有何設想？
韓少功：既在其位，當謀其政。我給自己定下的任務目標有三條：找糧草，舉人才，立規矩。首先要把這三大任務基本完成。
鏈接：海南文聯大事記
1988年8月，海南省委下達《關于成立省文聯籌備組及傅仁慧同志任職的通知》，成立省文聯籌備組。
1989年5月，召開海南省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省文聯章程，選舉產生一屆委員會和主席團。
1992年1月，省文聯作協黨組和省文聯主席團召開省文聯下屬的省戲劇、音樂、舞蹈、攝影、美術、書法、民間文藝等7個文藝家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選舉產生7個協會領導班子，成立7個文藝家協會。
1993年5月，葉蔚林小說《割草的小梅》，韓少功《昨天再會》獲年度省優秀精神產品獎；黃一鳴《火紅的年代》入選新加坡攝影研究會主辦的第十三屆國際藝術攝影展，是我國唯一入選的彩色幻燈作品。
1997年12月，中國文聯在北京召開中國文聯各文藝家協會中青年會員德藝雙馨座談會，吳東民獲德藝雙馨稱號，赴北京參加表彰大會。
1999年10月，省文聯主辦《海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暨迎接澳門回歸祖國書畫作品展》。
2000年9月，省文聯在海口召開第三次文代會，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主席團和委員會，主席為韓少功。
2001年7月，由省文聯和中國舞協、省委宣傳部、海口市委等聯合主辦的“飛向未來——全國首屆大學生舞蹈比賽”在海口舉行。
2002年5月，省文聯與省委宣傳部聯合在海口召開全省文藝界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0周年座談會。
2005年6月至7月，組織開展“朝霞工程”活動，資助樂東、屯昌、萬寧等市縣的30名少年文藝人才。
2006年6月1日，省文聯在海口召開第四次文代會，選舉產生第四屆主席團和委員會，主席為韓少功。
2007年12月中旬，韓少功的長卷散文《山南水北》獲第四屆中國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