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藝術本體完全獨立了，隨之而來的是藝術主體在藝術創作中的空前自覺。”中國書協副主席、四川省書協主席何應輝如此評價改革開放30年來書法藝術發生的巨大變化。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毛筆作為傳統的書寫工具逐漸從實用領域中退出，特別是進入信息時代后，電腦的廣泛使用在改變人們交流方式的同時，也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用毛筆書寫的書法，恰恰獲得了獨立發展的機會，成為純粹的審美對象。加上大眾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書法從以前文人士大夫的專職轉變為具有大眾化的審美文化活動。這個時候，有組織的書法活動就成為迫切需要，而全國各地書協也就應運而生了。
在1981年中國書協成立的第二年，四川省書協就正式成立了。四川書法愛好者從此有了自己的“根據地”。“要說改革開放30年，四川書法取得的成就首先就是四川省書協的成立。”作為協會成立見證人的何應輝認為，四川省書協之所以成立早，除了書法基礎好之外，主要是四川地區的文風盛。20世紀的幾大書家，趙熙、郭沫若等帶動了四川書法創作，加上抗戰時期眾多文化名人聚集川蜀，推動了大眾對書法的熱愛。
四川省書協的成立不僅給廣大書法愛好者提供了創作和展覽的便利，更是帶動了四川與外界的文化交流。就在四川省書協成立的當年，日本當代著名書法家今井凌雪就率領代表團到四川進行書法交流，并進行筆會活動。“二戰后，日本出現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書法大家，以前只能從雜志上看到圖片，那次看到了原作，很多東西很震撼。”何應輝對那次書法交流記憶猶新。此后，四川省書協和日本、韓國等國家進行頻繁的書法交流活動，大多采取互訪和筆會的形式，在共同探討書法藝術的同時，也增進了彼此間的了解。當然，作為全國書協的團體會員，四川省書協也特別重視與浙江、山東、遼寧等書法大省的交流。
正是在這種不斷的交流和學習中，四川始終保持了書畫創作大省的地位。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從在全國書法展覽中取得的成績來看，四川一直排在前列。“但這兩年稍微有一點下滑”，何應輝表示，“我們在骨干作者的規模上還有一定差距。另外，我們對傳統的深入還不夠。”正是因為看到了差距，四川省書協在今年走遍了四川幾乎所有的城市進行調查研究，對各地書法創作進行摸底，挖掘新人新作，直接與作者見面，了解他們創作和學習情況。
何應輝不僅是四川省書協的負責人，同時還是一名書法家。他在見證四川省書協30年來取得的成就的同時，也對自身的書法創作有了更深的體會。何應輝幼承家學，后師施孝長、陳子莊，曾入南京師范大學美術系進修。學書由王羲之入手，后涉歐陽詢、顏真卿，繼攻漢魏碑刻及米芾行草。以行草、隸書見長，樸華兼容，俊雅宏達，其書法作品多次參加海內外重大展覽并出版和獲獎。
談及30年來對書法認識的最大變化，何應輝覺得就是經歷了從寫字到自由創作這一根本改變。書法脫離實用功能，具有獨立的審美功能，從而使書法在當代創作中有了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在何應輝眼中，近30年的書法創作，更加重視形式，突出視覺性和展廳效應，在作品章法和結構上的探索確實取得了進步。雖然有些人認為，當代書家不可能具備古人那種深厚的國學修養和文化品格，但何應輝認為，對于傳統的文化修養要用現代的眼光去看，知識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使當代書法家的素質更加綜合和全面，而如果將對書法形式的美學追求與綜合文化素質的提高有機結合，書法創作就會具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但另一方面，當代的書法創作也確實存在很多問題。由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造成了書法藝術的大眾化，隨之而來的是書法作品泛化，似乎人人都可以搞創作，學上幾年就可以題匾題字，“大家”、“名家”遍地都是。在書法創作上已經頗有成就的何應輝，還是堅持每天臨帖。在他眼中，書法跟美術不一樣，美術可以外師造化，通過寫生來創作。但書法從古到今都是文本流傳，從技法形式到精神內涵，只有臨摹是根本途徑。而臨摹所產生的樂趣，是那些沒什么基本功就開始揮毫潑墨的人永遠體會不到的。何應輝曾經說過，從文化素養、人生歷練到藝術家的作品，其間必須經歷兩種轉換：其一、善于從文化與生活的積累中汲取養料，以此來陶冶自己的內心世界；其二、形成自己的藝術語言，以此寫出自己的精神，實現藝術家不同于常人的責任。
改革開放30年，何應輝的齋號已經從雙銀杏居（因院中有兩棵比7層樓還要高的銀杏樹而得名）變成了如今的念清齋。之所以取名“念清”，何應輝說，主要是因為搬家后大門外的銀杏樹只有一棵了，但銀杏樹下的清風依舊，同時也是告誡自己心境要清凈。盡管身兼中國書協副主席、四川省書協主席、四川省詩書畫院副院長等職務，但何應輝覺得自己就是四川省詩書畫院的一級美術師，所有的職務都在變化，也都可能沒有，只有這個不會丟。如今的何應輝除了上課，就是每天堅持臨帖，30年來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臨帖卻是他始終堅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