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憶中國改革開放30年，真如高天流云。一個時代有過那么深刻那么驚心動魄那么豐富復雜甚至那么尖銳錯綜的變化和內容。我們有幸和這樣一個改變了中國命運、改變了中國人性格形象的時代結伴而行，品嘗了各種悲欣交集的情感；有幸見證、參與了這個時代重大的文化事件、文化活動。同時，我們也驕傲我們以自己的工作和寫作無愧于一個偉大的時代。
于無聲處的吶喊
上海曾經是慘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１９６６年掀起“文革”序幕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黑文章就產生在上海。在“四人幫”反革命文化專制主義的高壓統治下，上海曾經有過十年文藝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年頭。而且它還一度恥辱地成為“四人幫”反動文藝的基地，出版過當時全國僅有的文藝和理論刊物《朝霞》、《學習與批判》。
因此，上海是粉碎“四人幫”后，當時中國文化文藝最有活力也最具有沖擊力的城市。３０年后，記憶中的那個時代那個城市，充滿了第二次解放的喜悅。滿大街都是明晃晃、亮得讓你睜不開眼睛的燦爛陽光。滿大街都是喜慶的鑼鼓、喜報、標語、口號，滿大街的人聲喧嘩與興奮。
春江水暖鴨先知。上海文藝界從春天的氣息里敏銳地捕捉到了一個新時代即將到來的信息。１９７８年８月，上海《文匯報》發表復旦大學學生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小說敘述女兒曉華與被“四人幫”迫害的母親決裂８年，母親死后追悔的心情。提示每一個經歷“文革”十年心頭依然留著傷痕的正直的人們，不要忘記傷痕“是誰戳下的。”像美國的垮掉一代文學，前蘇聯的解凍文學，由此中國當代文學開啟了一股波濤洶涌的“傷痕文學”思潮。同年１０月，上海熱處理廠青年工人宗福先和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創作演出了話劇《于無聲處》并破例在《文匯報》全文發表。話劇以對天安門事件英雄人物直言不諱的正面歌頌和對事件的重新評價，在全國人民中間引起了地震式的強烈精神震撼。為撥亂反正，推翻“兩個凡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了有力的輿論鋪墊，表達了一個時代人民共同的心聲。話劇進京獻演的當晚，北京市委正式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平反。１９７９年４月，《上海文學》發表《為文藝正名》的本刊評論員文章，正面批駁了長期流行的禁錮文藝發展繁榮的極“左”文藝思潮“文藝是階級斗爭的的工具”說。該文從歷史，從理論的層面廓清了文藝創作思想觀念的迷霧，是同年１０月舉行的全國四次文代會五次作代會的一次理論先導。
這是一個真正思想大解放、精神上狂飆突進的年代，上海文藝界幾乎毫無顧忌傾巢而出地表達著內心深處被長期壓抑的思想和情感。上海美術界舉辦了各種全國最早最有影響的實驗性畫展。創作了表達知識渴求的油畫《晨》（徐文華），在迷惘中沉思覺悟的油畫《踱步》（陳逸飛）和正面歌頌共和國開國元勛彭老總為民請命的國畫《我要向毛主席報告的》（施大畏、韓碩）。戲曲創作稍后則出現了已經成為京劇經典，既傳達那個時代知識分子使用政策方法的當下關懷，又深刻揭示了驚心動魄人性內容的《曹操與楊修》。上海電影譯制片廠在１９７８年推出了鄰國日本的兩部影片《望鄉》和《追捕》。在阿崎婆命運引起人們凄婉眼淚的同時，美麗的栗原小卷、沉默的高倉健，成為一代人心中永遠的偶像。上海電影界創作了風靡一時的電影《廬山戀》、《喜盈門》、《小街》。特別是中國現實主義電影大師謝晉先后導演了《天云山傳奇》（１９８０年）、《牧馬人》（１９８２年）、《芙蓉鎮》（１９８６年），以精湛的電影語言反思了一代人在幾十年歷史中命運的坎坷曲折，表達了中國電影人永不泯滅的藝術良知和直面生活、直面歷史的勇氣。
上海的《收獲》雜志幾乎發表了當時所有震撼全國的重要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了《重放的鮮花》小說集，使曾經被打成毒草的小說，曾經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像燦爛的鮮花重新開放在時代的陽光下、春風里。
１９７９年，已經年逾古稀、頭發花白的巴金在武康路的寓所里，以空前的懺悔意識和啟蒙精神，默默地寫著盧梭《懺悔錄》式的大書《隨想錄》，把一個民族對于歷史的反省推向一個思想史的高峰。
這是一個藝術和思想處于亢奮的狂歡節狀態的年頭。它的主要特點，我曾在《上海文化通史》中做過一個簡約的概括。即“一個向度”沖擊兩個“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一個目標”：重燃人道主義的啟蒙激情，恢復人的價值尊嚴。“一個恢復”：從精神內容到藝術形式全面恢復現實主義傳統，特別是對“文革”現實揭露性、批判性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
先鋒時代的弄潮
思想的解放，除了藝術內容的拓展深化外，必然引起人們對于藝術創新的渴望。大約在１９８５年前后，一股藝術探索和創新的浪潮開始在上海的文藝界掀起。
１９８５年前后，以《上海文學》為陣地，推出了馬原、殘雪、張承志、韓少功、阿城等一大批小說家的充滿先鋒和實驗意味的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有的描寫遙遠的雪域大漠，有的指向飄忽迷茫的歷史深處，有的形式荒誕不經，有的敘事空白簡約，有的文字古奧迷離，有的文字閃爍縹緲，有的則是真正的晦澀難懂。上海文學界則出現了王安憶集尋根文學和荒誕手法于一體，并獲得全國中短篇小說獎的中篇小說《小鮑莊》。小說塑造了一個深知仁義的木訥孩子撈渣，寄寓了作家對中國文化內涵的理解和對民族生存根須的挖掘。小說一改我們習慣的線性敘事，而力求將生活的原生狀態渾圓立體地呈示出來。格非、孫甘露也是當時先鋒文學的最為杰出的代表人物。格非小說迷宮般的結構，孫甘露小說語言的華麗色彩，成為當時文學讀者迷戀不已的文字黑洞。
上海美術在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先后推出了《上海青年美術大展》和《８６’海平線繪畫聯展》，使分散的、零星的、民間的美術實驗，登堂入室，成為為體制所承認關注的藝術潮流。由此，上海美術的探索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并且推動催生了張桂銘、陳家泠、施大畏、韓碩、盧輔圣、周長江、俞曉夫、張健君、黃阿忠、仇德樹等一大批畫家的藝術語言探索的成名和成熟。
上海戲劇舞臺上也是各種實驗與探索爭奇斗艷。話劇有《放鴿子的少女》、《街上流行紅裙子》、《屋外有熱流》、《紅房間 白房間 黑房間》、《黑駿馬》等舞臺呈現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這些作品有的寓意荒誕，有的情節跳躍，有的面對時尚，有的指向大自然深處的人性。這里特別要提出的是，老戲劇家黃佐臨先生不僅全面提出了他“寫意戲劇觀”的理論體系，而且寶刀不老，親自執導了充滿了寫意氣息的話劇《中國夢》。京劇、昆劇、越劇、滬劇都出現了戲曲探索的浪潮。而上海電影在中國電影的實驗探索熱潮中總體作為不是太大。
在藝術探索風起云涌之前，１９８４年上海的文學理論界率先在杭州發起了小說本體的研討。１９８５年秋又再次云集杭州，沖擊既定的關于藝術形式的觀念。對尋根文學的產生，對小說本體多樣性發展的可能性，給予了理論的支撐和可能。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為主陣地，上海翻譯推出了一系列在當時產生重大影響的現代主義代表性作品，給藝術探索提供了廣泛的借鑒空間。這是繼“五四”以后，又一次大規模的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熱潮。可以說，沒有這種廣闊的譯介背景，就不可能有這30年的文藝起錨遠航。文化的開放推動了文藝的變革。不僅如此，各種哲學思潮也在此時進來，給了我們以新的思考的思想資源。
30年后，我們已經很難想象，我們曾經有過如此對藝術形式創新的癡迷和熱情。
世俗生活的歌吟
進入上世紀９０年代，中國和上海進入了一個市場化商業化的時代。經濟和商業開始鶯歌燕舞，尤其是上世紀９０年代中后期，中國社會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穩定而高速的經濟增長期。當年的文化上的亢奮、躁動為新的狂熱的財富累積所替代。文學、藝術狂歡節般的神話已經成為過去。文藝開始了它面對世俗社會的歌唱。
首先是上海的電視劇引人矚目。《十六歲的花季》以其青春亮麗玫瑰花般的色彩，鮮活地展示了中學校園生活的圖卷。一群如花似玉的少男少女風靡了數以億萬計的電視觀眾，成為第一部而且迄今無與比肩的中國式的青春劇。同時還有《上海一家人》家族發家史對上海人、上海城市發跡的精神隱喻。《兒女情長》展示的底層艱辛生活激起了觀眾大把眼淚。葉辛編劇、黃蜀芹導演的《孽債》更是讓全中國老百姓天天為幾個來自云南農村孩子的命運揪心不已。
《上海文學》率先在全國舉起“新市民小說”的大旗。發表了池莉的《煩惱人生》。一時間街道里弄，家長里短，柴米油鹽的普通百姓尋常生活彌漫在文學的字里行間。用池莉另一小說的標題可以概括文學的主題，這就是“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
與之呼應的是，上海舞臺創作了充滿市民趣味和商業氣息的京劇《貍貓換太子》、《盤絲洞》。到上世紀９０年代末和新世紀之交，上海話劇更是開始大量流行了白領戲劇，并以此吸引了更年輕的進入白領階層的觀眾。當然，上海畢竟是上海。它總會有出人意料的點睛和神來之筆。話劇《商鞅》回腸蕩氣，可以看成是前兩個時段，思想探索和形式實驗結合而留到上世紀９０年代文化產物。相類似的還有淮劇《金龍與蜉蝣》。帶著上世紀８０年代的鋒芒卻生在了９０年代。甚至到了９０年代末２１世紀初，上海依然異峰突起，出現了電影《生死抉擇》這樣冷峻直面社會現實，充滿反腐力度的電影。出現了昆曲《班昭》這樣以歷史的名義映照知識分子現實靈魂和心路歷程的作品。這兩部作品從社會底層和精英的層面應答了世俗社會提出的挑戰和問題。
面向未來的展望
曾經遙遠的２１世紀，竟然那么快地就進入了我們的生活。綜觀２１世紀初的上海文藝，新的事物、新的面孔、新的作品、新的現象，層出不窮。但恕我直言，這8年一方面是文藝的熱鬧，一方面是文藝的冷清。一方面似乎文藝無所不在，一方面卻是文藝的無所事事。其中當然有值得我們欣慰的好作品，但總體看卻少了些進取的銳氣，藝術的風格趣味相對單一窄化，過于世俗的氣息閹割磨損了藝術想象力。
我想，文藝繁榮其實是兩條，它的標志是文藝生產力的解放，以作品數量體現它的寬度，以作品質量表達它的高度。它的動力是思想的解放，沒有文藝界進一步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文藝生產力的解放，從這兩個“解放”為出發點，上海文藝界和全國的同仁仍然有很漫長的路要走，有很艱巨的工作要做。
但是，我們畢竟有了30年改革開放為文藝發展積累的雄厚基礎。在新的世紀里，我們可以像新中國建立時的詩人們那樣，興奮地歡呼一聲：“時間開始了”。
上海文藝家理當為中華民族文化復興作出自己的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