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３０周年，也是恢復中國曲協３０周年的日子。作為后人，探尋前輩歷盡艱辛、披荊斬棘的跋涉足跡，重溫曲協重新恢復、續寫新生的崢嶸歷史，對今天的人們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進而激勵我們更加珍惜今天的事業和生活。讓我們一起通過曲藝拓荒者的點滴文字和只言片語，一起追溯３０年前恢復中國曲藝家協會建制過程當中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文革”期間，林彪、“四人幫”利用炮制的“文藝黑線專政”論，對包括曲藝在內的整個文藝戰線橫加摧殘。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中國曲藝家協會前身）被迫解散，機關內的所有曲藝書刊資料被查抄燒毀，全部工作人員下放到天津靜海等“五七”干校和部隊農場搞“斗、批、改”，曲藝團體被誣陷為“黑窩子”、“黑據點”、“裴多菲俱樂部”，協會主席趙樹理、副主席王少堂，著名作家、曲藝界的良師益友老舍，原中國曲藝研究會主席王尊三，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劉寶瑞，蘇州評話名家潘伯英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還制造了所謂的“陶李事件”，給曲藝界造成了一場大災難，使曲藝在這場劫難中元氣大傷，曲藝在建國后十七年里取得的成績毀于一旦。曲藝的藝術規律在這種形勢下被徹底歪曲了，“對口詞”和“三句半”式的粗簡表演大行其道。除極個別帶有時代局限性的曲藝節目，如相聲《海燕》、快板書《奇襲白虎團》、山東快書《賠茶壺》等之外，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曲藝的藝術園地幾乎是一片荒蕪，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文藝界特別是曲藝界遭受“四人幫”文化專制控制的典型縮影。
在林彪、“四人幫”翻云覆雨的十年動亂中，廣大曲藝工作者面對沉重高壓，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用各種方式堅持斗爭，表現了對黨和人民的高度熱愛和忠貞不渝。１９７６年１０月，隨著粉碎“四人幫”，曲藝工作者又站了起來。許多同志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工作崗位，他們面對百廢待興的曲藝廢墟，以昂揚的斗志和進取的精神，挑戰困難，共同開辟曲藝的春天。１９７７年６月，多年來一直關懷曲藝工作的陳云同志對改進和加強評彈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意見，他對曲藝事業的及時關心與悉心指導，使曲藝界的同志受到極大的鼓舞和啟發。隨著黨的各項政策的逐步落實，曲藝工作者的革命積極性大大調動起來，曲藝創作和演出活動又獲得蓬蓬勃勃的發展。
黨和政府沒有忘卻包括曲藝在內的文學藝術事業的恢復和重建。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７日至６月５日，中央宣傳文化單位領導和文藝界知名藝術家集聚北京西苑大旅社１０號樓，時任恢復全國文聯及各協會籌備組組長的林默涵同志主持召開了中國文聯第三次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會上，陶鈍以《撥亂反正，繁榮曲藝》、高元鈞以《發揚優良傳統，搞好部隊曲藝》、侯寶林以《請關心一下相聲藝術研究工作》為題分別發言，當時賈德臣回憶那段歷史時說：“這次會議成為文藝界撥亂反正的會議。”會議莊嚴宣布，中斷長達十年的全國文聯及其各個協會立即恢復工作。在會議期間，組建成立了恢復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籌備工作領導小組，陶鈍同志任組長，高元鈞、侯寶林同志任成員。
緊接著，在１９７８年６月底７月初，在陶鈍同志倡議之下，全國曲藝座談會在北京崇文門飯店召開，來自全國、部隊和中央直屬單位的曲藝工作者近百人參加會議，陽瀚笙、林默涵、賀敬之、周巍峙、呂驥等有關方面領導出席會議并講話，強調曲藝應該發揚文藝“輕騎兵”作用，為四個現代化服務，他們的講話給與會者以極大的鼓舞。會議期間，在中山公園音樂堂組織舉辦了規模空前的曲藝演出，全方位展示“解禁”之后曲藝隊伍的精神風貌，在社會上和文藝界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次會議大家群情激昂，獻計獻策，討論熱烈，確定了今后協會工作的主要任務：一是組建中國曲藝團，二是建立中國曲藝學校，三是成立中國曲藝出版社，四是成立中國曲藝研究所，五是在全國范圍內恢復曲藝廳。這次座談會為協會籌建工作籌集了思想智慧和提供組織保障。１９７９年５月，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在京召開，會議決定于１１月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４日，陶鈍同志在給中國文聯秘書長林默涵同志的信中談到：各協會都有外援和依靠，作協不用講了，戲劇有戲劇研究院，音樂有音樂學院，電影有幾個廠，美術既有展覽館，也有美術學院，舞蹈有一個學校、幾個團，和曲藝是姐妹團體的民間文學研究會，也有個社會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研究工作有基地，唯獨做曲藝工作的曲協，孤立無援，單身無靠，靠的是黨的領導，但黨不會事無巨細都來關心，當時文聯給了我們在事物上、在開展工作上不少幫助。今后可能還會如此。關于協會編制問題，陶鈍同志在信說：曲研會在１９５５年把我調來任副秘書長，在王尊三同志、王亞平同志的領導下，已有３０多個人，在１９５８年與文化部舉行曲藝調演同時召開了曲藝代表大會，建立了曲藝工作者協會，正式地出《曲藝》月刊。在三年困難時期，黨號召一再縮減編制精簡人員，協會精簡至１８人的編制，為使《曲藝》不停刊，我自己也參加看初稿，這是曲協最困難的時期。這次全委會上的全委和邀請的部分曲藝工作者，一致懇切地要求盡早恢復《曲藝》刊物和曲協的工作，他們一致地要求曲協的機構要健全，出版創編的工作、調查研究的工作一定搞起來。一致批評過去按人力辦事的拘束作風，一致要求應當和其他協會那樣，集中充足的人力，興辦久應暢辦的事業。如辦曲藝學校，寫曲藝概論、曲藝史等，不應再拖延。因此，我們要求，不能按舊編制做縮減，從實際出發，舊編制人多的縮減，舊編制人少的增加，我們特別要求，曲藝研究工作因為沒有其他單位相助，研究人員要增多一些。我們初步擬定曲協的編制辦公室（３－５人）、編輯室（１５－２０人）、研究室（１２－１５人）按４０人定編制，從原在曲協工作后分配到文學藝術研究所、期刊編輯的干部大部分調回，先調足３０人，以后有人再繼續補充。從信中，我們不難看出陶鈍同志雖年事已高，但仍然為曲協工作盡心盡力，正像他在信中說的：“我雖然身體還健康，但已是風燭殘年，經不起勞累和病菌的入侵，若不把曲協的攤子建起來，于心不安。”
為了籌備恢復中國曲藝家協會，開展日常工作，籌備小組臨時辦公地點設在了北京市西城區前海西街１７號的中國藝術研究院辦公室負責人許光遠的房間內。恭王府這個昔日的皇家院落即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前辦公地，許光遠同志曾在“文革”前的中國曲藝研究會工作過，這次籌備恢復協會他作為籌備小組日常工作負責人，身兼兩職，當然把辦公地點設在這里最為合適。
籌備恢復協會階段的中心工作是加強學習，正確引導曲藝工作者的創演修養和水平。此時，長篇評書《岳飛傳》熱播，幾乎到了萬人空巷的地步，《岳飛傳》和鄧麗君的流行歌曲一樣，成了大江南北的流行現象之一，劉蘭芳成為當時文藝界知名度最高的人，這一現象給干涸的文藝大地灌灑了一場春雨，評書又恢復了她的生機和活力。籌備恢復領導小組針對這一現象組織曲藝界座談，認為《岳飛傳》的成功和受到極大歡迎的原因，不只是文化大革命后人們精神文化生活依然相對貧乏從而亟需藝術滋養，也不只是傳統的曲藝說書高妙精深的藝術魅力得以重新弘揚。人民群眾對一部傳統評書的喜愛，折射出的是對當時撥亂反正后為許多被迫害致死的開國元勛徹底平反，將大批被打倒的革命老干部盡快完全解放出來的普遍心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河北徐水縣春節期間有百多名曲藝演員會書，河南寶豐縣馬街書會有五六百曲藝藝人趕會。曲藝創作出版飛躍發展，各地出版了一批熟悉曲藝形式的文藝工作者或曲藝藝人自己寫的新書好書，用純凈的內容宣傳社會新風尚，自覺抵制誨淫誨盜、封建迷信的東西；天津時調《心中的贊歌向陽飛》、梅花大鼓《第二次握手》等新創鼓曲不斷涌現；少數民族以說唱傳播他們民族歷史和民族風俗習慣，評書評話、快書快板、相聲已在全國范圍內流行。這些都需要認真地總結和推廣。
籌備恢復協會階段的緊迫工作是“招兵買馬”組建機關隊伍。在協會原有干部中，原秘書長張克夫去世，副秘書長羅揚在中國京劇院主持工作，編輯部主任沈彭年和辦公室主任魯平在“李希凡專案組”，研究室主任王亞平已因病退休，其他業務干部多在《人民文學》編輯部、文學藝術研究院和期刊編輯部，中國曲藝家協會人事處處長張茹霞講到這段經歷時說：“當時只有許光遠同志一個人上班，他的人事檔案關系一直沒有調來，我是第一個正式來報到的，當時我的檔案沒人管，自己先暫時拿著。”之后，張茹霞協助許光遠開始陸續往機關內調人。人多了起來，辦公場所自然不夠用了，許光遠同志跑前跑后，四處聯系，最終在恭王府院內蓋起兩排活動板房，健全了辦公室、研究部、組聯部和編輯部（辦公地點在東四八條）等機構。《曲藝》雜志１９７９年１月復刊，編輯部為此特刊發題為《光榮的使命——復刊致讀者》的文章，號召廣大專業和業余曲藝工作者積極投入工農兵的火熱斗爭之中。
籌備恢復協會階段的重要工作是開展調查研究和評論座談。這時期陶鈍同志在許多事情上親力親為。陶鈍同志自己到外地調研并撰寫文章，對于突出的曲藝作品和曲藝狀況展開評論和研討。
從籌備恢復協會領導小組成立到召開曲代會這段時間，曲藝藝術轉向了較為理性的階段。長于諷刺的相聲“《帽子工廠》、《特殊生活》、《如此照相》、《假大空》等節目，像一把把尖刀利刃，刺向林彪、‘四人幫’一伙，發揮了很大的戰斗作用，博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贊揚。許多曲藝工作者運用各種曲藝形式，曲藝創作的題材、風格、樣式越來越多樣化。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十七年中所創作、整理的優秀現代曲藝節目和傳統曲藝節目，也在逐步恢復上演，重新放出光彩。“曾經被‘四人幫’摧殘得一片凋零的曲藝園地，如今已是生機勃勃，春意盎然。社會主義曲藝的大繁榮已經為期不遠了。”
１９７９年秋，中國曲藝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于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舉行。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文代會所作的祝詞，為新時期文學藝術事業的全面恢復和發展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第二次全國曲代會的代表１４０多人，同時是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代表。曲藝界的代表同所有文藝界的代表一樣，對祝詞進行了熱烈討論，深受鼓舞和教育。曲代會充分顯示了曲藝隊伍的空前大團結，明確了今后曲藝發展的方向，對曲藝繁榮起了巨大推動作用，會議充分發揚了民主，認真貫徹“雙百”方針，開得生動活潑、氣氛熱烈，促進了曲藝創作、活躍了曲藝評論和加強了人才培養，選舉產生了以陶鈍為主席，韓起祥、高元鈞、駱玉笙、侯寶林、羅揚（兼任秘書長）、吳宗錫、蔣月泉、李德才為副主席的新一屆主席團，加強了曲藝隊伍的組織領導工作，有效地保證了曲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第二次曲代會正式將“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改稱為“中國曲藝家協會”，重新肩負起了發展曲藝事業的任務。也是這一年，隨著全國各地曲藝工作的全面恢復，對優秀傳統曲目和書目的恢復上演工作，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１９８０年５月成立了全國唯一的一家曲藝專業出版社——中國曲藝出版社，中國曲藝研究所和中國北方曲藝學校也相繼成立，曲藝人正在通過努力實現他們多年來的夢想。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的三十年間，是中國真正走向繁榮富強，曲藝藝術開始全面發展的三十年。同整個國家空前的大變革與大發展一樣，三十年來，曲藝藝術迸發出強勁的聲音，煥發了青春的力量，曲藝工作者開拓進取，厚積薄發，沿著新時期曲藝復興之路攜手邁入新的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