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謙：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的第三次“攝代會”
1979年11月4日至11日，中國攝影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回顧了新中國建立以來30年攝影事業的發展和挫折，修改了《中國攝影學會章程》，選舉產生了新一屆領導機構，并決定將“中國攝影學會”更名為“中國攝影家協會”。“這次大會起到了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的作用，明確了新時期攝影工作的方針、政策和具體的奮斗目標，為開創攝影事業新局面創造了條件，標志著中國攝影家協會的工作和中國攝影工作邁上了一個新臺階。”在此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國攝協副主席并兼任秘書長的陳昌謙對記者說。
與中國文聯及其所屬的其他全國性文藝家協會一樣，1966年5月“文革”開始后，當時的中國攝影學會及各地分會停止了工作：機構停止運轉，刊物停刊，人員下放到干校勞動。直到1978年5月，中國文聯在北京召開全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恢復中國文聯活動，恢復或逐步恢復所屬各協會（學會）的活動。同年7月，恢復中國攝影學會籌備組也正式成立，主要工作是揭批“四人幫”的罪行，肅清他們在攝影領域的流毒和影響，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全面貫徹黨的文藝方針，調動廣大攝影工作者的積極性，開展攝影創作、理論研究和干部培訓等各種活動，為開創攝影事業新局面創造條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這年8月，時任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的陳昌謙調到了中國攝影學會，參與了籌備組的工作。
“恢復中國攝影學會籌備組的中心任務就是籌備召開中國攝影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使得學會和攝影界的工作徹底擺脫‘文革’的干擾，走上正軌。”陳昌謙說。在他的印象中，作為十年動亂后攝影界的第一次大聚會，那次的中國攝影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開得隆重而熱烈。當時正值第四次文代會召開，鄧小平在會上致祝詞，總結了過去30年，特別是“文革”十年文藝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新時期繁榮文藝的方針、政策。陳昌謙清楚地記得祝詞里的一句話：“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要通過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系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并且努力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給他們以積極進取、奮發圖強的精神。”這是對“文革”期間諸如正面中心人物要“紅、光、亮”，斗爭對象要“遠、小、黑”，“在家想畫面，現場當導演，群眾當演員，我來按快門”等僵化教條、擺拍造假的攝影創作風氣的有力駁正，極大地鼓舞了廣大攝影工作者解放思想、探索創新。“這次大會上，共有12位代表作了口頭或書面發言。大家熱烈地討論了攝影藝術如何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問題，氣氛非常活躍。”陳昌謙回憶說。
新時期的中國攝影其實早在1976年就已發端。當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群眾自發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到4月5日清明節時達到高潮，這就是史稱的“四五”運動。當時，一批年輕人沖破重重阻力，拿起相機記錄了這場偉大的運動。“對這場運動中的攝影行為、參與的攝影人和他們的作品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成為恢復中國攝影學會籌備組的一項重要工作。”陳昌謙說。1978年11月，“四五”運動正式平反。已于1974年復刊的《中國攝影》編輯部立刻召開了“四五”運動攝影座談會。緊接著，12月，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了《總理為人民，人民為總理》攝影展覽。陳昌謙回憶說，這個展覽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周總理生平和他同群眾在一起的照片，第二部分是表現1976年4月5日清明節，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自發悼念周總理，怒斥“四人幫”罪行的各種鏡頭。其中后面一部分參展照片近200幅，是從2500多幅照片中挑選出來的，作者包括工人、戰士、干部、學生、教師、科學家和文藝、新聞工作者。這個展覽展出的照片，生動凝重，感人肺腑，受到首都群眾的熱烈歡迎。陳昌謙說，這都是文聯系統較早反映“四五”運動的事件，很有影響。1979年3月，中國文聯和恢復中國攝影學會籌備組又聯合舉辦了“四五”運動優秀攝影作品評選活動和授獎大會，時任中國文聯副主席的陽翰笙親自為獲獎作者頒獎。這是對中國攝影人在這場運動中的表現的充分肯定和極大鼓勵。
在恢復重建中國攝影學會的過程中，還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就是《大眾攝影》的復刊，因為它的發展歷程與時代和攝影的發展緊密相連。作為一本普及型的攝影雜志，《大眾攝影》于1958年創刊后，深受廣大攝影家尤其是攝影愛好者的喜愛。1960年，因為國家經濟困難，雜志響應中央號召休刊。“文革”以后，國門打開，一度中斷的攝影國際交流活動日益增多。比如，1978年8月，加拿大攝影藝術展覽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1979年7月，我國首次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洲文化中心舉辦的“亞洲婦女”攝影競賽，我國攝影家魏秀金的《在蘋果園里》獲一等獎；等等。中國攝影人在“請進來”、“走出去”中，眼界大開，攝影激情不斷增長。另一方面，“文革”以后，經過“四五”運動攝影活動等，打破了攝影創作中過多的“清規戒律”，人們思想解放，能拍攝的題材大大擴展，加之當時人們開始重視業余文化活動，愛好攝影的人多了起來，迫切需要一本普及型的刊物來幫助他們學習攝影。有鑒于此，恢復中國攝影學會籌備組將《大眾攝影》復刊工作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而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就是陳昌謙。他回憶說，當時，他擔任主編，集中了學會中除《中國攝影》編輯部以外的所有采編人員，并從外單位調來了一批精兵強將，經過兩三個月的籌備，1979年7月10日，《大眾攝影》順利出版了復刊后的第一期，主要對象依然是廣大攝影愛好者。考慮到剛剛復刊，稿件不是很充足，1979年剛復刊時為雙月刊，1980年第一期起才恢復為月刊。復刊后內容比較豐富，文字方面有攝影評論、國內外攝影家介紹、攝影史料、攝影界動態以及拍攝技術、技巧，照相機、感光材料的介紹等；照片方面有佳作欣賞、外國攝影家作品、照相館櫥窗以及攝影愛好者園地等。同時，復刊后雜志的封面設計和裝幀也費了一番心思，請了丁聰、邵柏林、張君一等專家商量，取得了一致意見：封面刊名改用美術字，封面照片用特寫。“雜志出版后，果然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80年代頭幾年，我們的發行量就達到了30多萬冊。可見當時人們對攝影的熱情之高。有了這么好的基礎，新時期以來的攝影取得長足的發展進步也就不難理解了。”陳昌謙說。
袁毅平：將《自然·社會·人》展覽寫入工作報告
袁毅平是一名老攝影人，也是一名老中國攝影學會人。１９５８年從人民日報社調到中國攝影學會后，他參與籌辦了《大眾攝影》雜志。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夕，擔任《中國攝影》雜志副主編，主持雜志的日常工作。“文革”開始后，他被打成“黑干將”，下放到了文化部“五七”干校。１９７２年，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準備舉行全國攝影藝術展覽，袁毅平又從干校回到了北京，參與展覽的籌備工作。１９７４年，《中國攝影》雜志復刊，他重新開始在雜志工作。直到１９７８年７月，恢復中國攝影學會籌備組成立，袁毅平又作為籌備組成員投入了學會恢復重建工作。
當時的恢復中國攝影學會籌備組組長徐肖冰和副組長孫振、高帆此前都不在學會工作。因為袁毅平對學會情況比較熟悉，又一直擔任學會雜志的編輯工作，理論水平相對較高，徐肖冰就請他牽頭組織起草中國攝影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工作報告。
“起草小組包括我、朱家實、鄧歷耕、陳之平、鄒若閑、葛新德、丁遵新幾個人，他們都是攝影界的名人。起草工作從1979年３月初開始，辦公室設在北京西直門外的國務院第二招待所。”袁毅平回憶到。當時正處在大變動時代，對于“文革”前１７年、“文革”１０年的攝影活動，都需要重新審視、評價。為了回顧有關資料，起草小組把歷屆國展的圖片資料，歷年的《中國攝影》、《大眾攝影》雜志，理論著述，領導講話以及國內外的大型畫冊等，搬了幾大箱到辦公室，以備查閱。同時為了聽取各方面意見，起草小組先后召集了四五次座談會，當時在京的攝影界前輩和名家幾乎都請到了。起草工作開始后，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發表，林默涵、周揚有關文藝工作的報告傳達，中國文聯和恢復中國攝影學會籌備組為“四五”運動攝影獲獎者頒獎……這些新講話、新情況都不斷向起草小組提出新的信息和理論課題，大家就攝影的特性、攝影藝術的真實性、風格流派的演變、繼承與借鑒、藝術民主與百花齊放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許多看法當時也難以統一。因此，工作報告不得不反復討論修改。起草小組的工作原預計為一個月，結果不得不一再拖延。“大家完成了各自的分工部分后，由我定稿，最終在5月份完成了起草任務。”
這段時期，讓袁毅平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將《自然·社會·人》展覽的舉辦寫進了工作報告。
１９７９年４月，由部分“四五”運動攝影者自發組織的青年攝影藝術團體“四月影會”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辦了《自然·社會·人》第一回展，引起巨大反響。這個展覽的參展作品題材以社會生活為主，形式多樣，風格清新雋永，生動活潑，一掃“四人幫”時期照片的概念化、公式化習氣。這次影展是對“四人幫”多年散布的“題材決定論”觀點的批判，對克服攝影題材狹窄、形式單調、手法雷同和促進攝影藝術本體回歸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今天看來，“四月影會”和《自然·社會·人》展覽對新時期攝影藝術發展的積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在當時，處于那個思想解放最初期的敏感時期，社會各界對《自然·社會·人》展覽的看法卻有很大分歧。本著對年輕人的愛護，恢復中國攝影學會籌備組整體上對“四月影會”和《自然·社會·人》展覽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袁毅平記得，《自然·社會·人》第一回展舉行的時候，“四月影會”曾邀請籌備組領導去看參展作品。當時，徐肖冰、陳昌謙和他都去了，對其中的一些作品也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由于《自然·社會·人》展覽在社會上產生的巨大影響，使得它成為談“文革”后攝影時一個繞不開的話題。要不要體現？怎么體現？工作報告起草小組也連續召開了兩次座談會來討論這個問題。“當時我的看法是年輕人思想比較活躍，對于他們的行動，一是要支持，二是要引導。”袁毅平說。正是基于此，在工作報告的“展覽與成就”部分，袁毅平將《自然·社會·人》展覽列了進去。
中國攝影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時，袁毅平清楚地記得，當徐肖冰在會上做工作報告，在“文革”后舉辦的重要展覽部分提到《自然·社會·人》時，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尤其是年輕人更是激動萬分。關于《自然·社會·人》的爭論，至此終于有了一個來自組織上的肯定聲音。
也就是在這次大會上，袁毅平被任命為了中國攝協副秘書長。
在此之后，袁毅平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籌建中國攝協的第一屆全國攝影理論年會。中國攝影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工作報告的起草工作是一次攝影理論活動的小規模預習和演練，也進一步加強了袁毅平對攝影理論研究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的認識。當時，攝影人的文化水平整體比較低，攝影的理論基礎相對比較薄弱，作為一名編輯，袁毅平對此深有體會，做雜志時往往找照片容易，找稿子就比較難。于是當時就有人稱攝影人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沒文化的隊伍”，這讓他很受刺激。第三次“攝代會”后，袁毅平立刻牽頭組建了中國攝影家協會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開展理論評論工作，籌辦理論年會。１９８０年初，協會開始征集論文，得到了攝影界的積極響應。征集到的論文的內容相當廣泛，作者的面也很廣。此次征文共收到１００多位作者的１１８篇論文，從中遴選出了５４篇編成了《１９８０年攝影理論年會論文稿》，會前印發與會代表以供討論。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第一屆全國攝影理論年會在北京正式召開。由于過去沒有像這樣集中交流的機會，所以大家都把蘊積于心的一些關于攝影的理論思考和觀點傾瀉而出。那次大會討論相當熱烈，大家圍繞攝影藝術的特性和功能、新聞攝影與藝術攝影的關系這兩個中心議題踴躍發言，十幾天過去了，還覺得意猶未盡。袁毅平回憶說：“那次會議影響很大，其后全國各地都開展了類似活動，攝影的理論評論工作于是得以快速發展起來，這對扭轉攝影界重實踐、輕理論的現象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有利于新時期攝影藝術健康、持續的發展。”
（原《大眾攝影》雜志主編佟樹珩為本文提供了部分史料，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