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處邊疆、民族眾多，素稱“歌舞的海洋”，但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均處于較為閉塞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云南民族舞蹈開展了一些國際交流，彝族的《阿細跳月》、傣族的《孔雀舞》、云南花燈舞蹈《大茶山》，先后參加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云南省歌舞團、昆明軍區歌舞團也曾出訪了緬甸和非洲的一些國家。
“文革”十年，中斷了云南民族舞蹈的對外交流。
改革開放的春風，使云南民族舞蹈重放光彩，對外交流也日益活躍、頻繁起來。30年來，我省民族舞蹈走到了世界各大洲，先后到過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埃及、印度、意大利、墨西哥、阿爾及利亞、新加坡、香港、臺灣等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都獲得一致好評。１９９０年７月在意大利西西里島舉辦的國際民間藝術節，有３４個國家參加，最后選了我們云南民間藝術團的節日作閉幕式演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省民族舞蹈與日本的交流。１９８４年，我省舞蹈家周培武參加中國文聯代表團訪日，在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組織的聯歡會上，周培武表演了彝族煙盒舞等云南民族舞蹈，引起了日本民族舞蹈家黛節子先生的極大關注和興趣，隨即來函，提出了來云南訪問的要求。時任中國舞協組聯部主任的曹仲提出了最好進行“對等互訪”的建議，即不僅他們來，我們也去。在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幫助支持下，我們與日本黛民族舞踴文化財團理事長黛節子先生達成了“對等互訪”交流的協議。從１９８５年開始，基本上是一年他們來，一年我們去，代表團人員從開始的4人最后增多為8人，演出配合學術活動，為學術研究交流性演出。訪問時間，一般安排為10天。
在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我國舞蹈界有人說：“傳統是包袱，只有徹底拋棄才能前進”；“只有現代舞才能反映現代生活”。當時我問：“為何我們的《阿細跳月》、《孔雀舞》等出去會受到歡迎？”對方說：“那不是像女人的小腳一樣，人家感到稀奇嘛。”我雖不同意這種論調，但當時對現代化國家如何保存和發展傳統民族舞蹈還是一無所知，因此是帶著“在現代化條件下，民族舞蹈如何保存和發展”的問題，開始了中日交流的。在人員組成上，我們確定以邊疆少數民族地州歌舞團和研究機構的編導、教員、研究人員、少數民族舞者為主。省委、省政府對此很支持，認為我們對此項交流的指導思想和具體做法都很好，是高檔次的交流。每次日方代表團來，省政府主管文化的副省長都予以接見，各地（州）也熱情接待。同樣，日本政府也很重視此項交流，我們每次到日本，日本文部省文化廳長官都親自接見，介紹情況。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也一直給予積極支持和協助，專務理事白土吾夫先生幾次親自設宴招待。
交流至今已有20多年，我們訪問日本10次，日方訪問我省9次。我省除昭通地區外，其它省、市、地（州）都有人員參加了“云南省舞蹈家協會訪日代表團”出訪，有的地（州）、縣歌舞團、鄉文化站、民間藝人、東巴祭司等也都參加了出訪。通過交流互訪，我們向日本介紹了我省絕大多數民族的舞蹈，足跡遍及日本大多數城市，從東京到北海道、從廣島到沖繩。以黛節子先生為團長的日本黛民族舞踴團也幾乎走遍了我省各民族自治州，學習了一些我省民族的舞蹈，并在基諾山出資建立了基諾族博物館，同時也向我們介紹了日本各地區的一些民族舞蹈。
經過交流及多年的耳聞目睹，我們了解了高度現代化國家的日本對傳統文化的高度重視，如舉辦傳統藝能會演或比賽時，中小學生免費觀看，官員們則須穿著民族服裝觀看。在琦玉縣的一種民間舞蹈，只有幾個動作，卻建立了一個專門的保存會，縣教育局長任會長，有專門記錄介紹的書籍和音像資料，并被列為國家一級無形文化財。每年老藝人要穿著民族服裝教授穿著民族服裝學習的中小學生。又如在富山縣，我們看到一個鎮的民族舞蹈會演，每個村來一個代表隊參加，老到八十多歲，小到四五歲，都極為認真地進行表演。舞臺設在廣場上，觀眾人山人海，買票觀看，其中多數是游客，表演受到熱烈歡迎，臺上臺下融為一體，經常掌聲雷動，而且不少是年輕人。這本身就是傳統文化的承傳。同樣，日本對我們的民族舞蹈也是十分喜愛和尊重，稱我們的民族舞蹈是國寶，稱我們的舞者是國寶級人物。有的觀眾為了多看我們幾次演出，跟隨我們到了不同的城市。黛節子先生也無限感慨地說：她本來對民族舞蹈失去希望了，但與我們交流并到云南看了我們的表演后，對民族舞蹈又充滿了信心。１９９７年，“對等互訪”交流十周年，我們應邀在東京學習院大學表演，觀眾絕大多數是教授、專家、學者、大學生。表演受到了極為熱烈的歡迎，有的節目一出場觀眾就鼓掌，演出中又多次鼓掌。他們說我們表演的既是民族的傳統舞蹈，又是發展了的傳統民族舞蹈，是與時俱進的民族舞蹈，表現了今天人們的思想感情，有很強的生命力。他們說我們表演的舞蹈，熱烈歡快，沒有原始、沉悶的感覺，既有鮮明的民族性，又有藝術性、觀賞性，因此能為今天不同年齡段、不同文化層面的人們所接受。對此，我們十分激動，也增強了我們發展民族舞蹈的信心和決心，增強了我們的民族自豪感。
通過我們的學術交流和演出，在日本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我們也結識了不少舞蹈界以外的朋友。原日本文化廳傳統文化保護課主任調查官、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藝能部部長星野纮先生，結合他的工作，為我們開辟了另外的一些交流渠道。他介紹了日本鄉土藝能協會等一些組織，通過我們，邀請了我省楚雄州的打歌、絲弦、老虎笙，大理州的白族舞、納西族的窩熱熱、迪慶州的奔子攔藏族鍋莊等到日本參加國際民間藝術節，又邀請了一些對民族藝能有研究的專家、學者，如云南大學教授李子賢，民族音樂家曹汝群，老虎笙、火把節、大鑼笙等研究專家朱炳、李子華等到日本參加學術研究。我和部分學者應邀參加了沖繩藝術大學“彝族文化”及廣島藝術大學“藏族文化”的課題研究，并先后參加了在沖繩及京都召開的相關國際研討會。我還應邀到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琦玉縣文化財研究所、東京都立大學、玉川大學作云南民族舞蹈講課。
同時，日本朋友通過我們的介紹和表演看到，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我省民族舞蹈具有深邃的內涵，保留了較多原始遺存，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征，是打開民族文化藝術寶庫的一把金鑰匙。因此隨黛節子民族舞踴團到我省訪問后，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日本音樂家、美術家、文學家、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專家紛紛到云南來進行考察研究，回去后著書立說，起到了宣傳云南、介紹云南的作用。
我１９７８年即在云南省舞協工作，組織和參與了云南舞蹈界與日本黛民族舞踴文化財團的“對等互訪”交流，親歷了交流的全過程。通過交流，使我們開闊了眼界、廣交了朋友、增進了友誼、加深了了解。特別是日本對傳統文化的高度重視，給予了我們較大的啟示，了解了在現代化條件下，日本保存和發展傳統文化的情況，解決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們曾經一度產生過的困惑，更加堅定了我們要弘揚中華文化的決心，并要全面認識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現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這是一條發展民族舞蹈的正確道路，我們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目前，我們與日本黛民族舞踴文化財團的“對等互訪”交流已告一段落，但交流并未停止，而是采取多種形式，向縱深發展。２００７年我省怒江州民族歌舞團與黛民族舞踴團又進行了互訪交流。今年，沖繩藝術大學又發來專函，邀請我和部分大學研究少數民族藝能及祭祀、節日文化的學者參加“沖繩和中國云南少數民族的藝能（傳統表演藝術）以及祭祀的比較研究”，為期4年。4年中，他們將多次來云南考察，我們也將多次去沖繩考察，并進行講學和交流。
延續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猶如一株參天大樹，在我國改革開放的今天，更加枝繁葉茂、碩果累累。而中日民族舞蹈交流之花，也開得更加鮮艷奪目、芳香四溢、絢爛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