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浙江嘉興桐鄉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化活動家、社會活動家，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我國革命文藝奠基人之一。1920年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籌建中國共產黨，1925年赴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國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漢流亡上海、日本，開始寫作處女作《蝕》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和《虹》。在左聯期間，寫出了長篇小說《夜月》、短篇小說《林家鋪子》、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抗戰時期，輾轉于香港、新疆、延安、重慶、桂林等地，發表了長篇小說《腐蝕》、《霜葉紅似二月花》、《鍛煉》和劇本《清明前后》等。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文聯副主席、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協主席，并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文革”時期，秘密寫作《霜葉紅似二月花》（續稿）和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
《春天》不是“幻想”是“預言”
60年前，新中國如一輪朝陽正透過陰云噴薄欲出，神州大地還籠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1948年12月12日，后來成為現代中國新文學奠基人之一的茅盾（沈雁冰）創作了一篇小說《春天》。他在這篇小說的開頭寫道：“春天來到大地，有遲有早。各人所經歷的春天，也有多有少。勞動英雄常為民現在經歷的是第四個春天，可是‘開會專家’華威先生還是第一回暴露在春光之下。”接著，他以生動的敘事語言寫了華威先生（茅盾說：“我有意借用張天翼創造的這個典型人物。”）如何以“自由主義”運動民主人士的身份插腳各種社團進行活動的故事。小說結尾寫的是：“春來了，一切有生機的都在蓬蓬勃勃發展，呈現它們的活力；但陳年的臭水溝卻也卜卜地泛著氣泡。”
《春天》在1949年1月香港出版的《小說》月刊發表后，“在國內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當時大家關注的是正在進行的將要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后來也鮮有人道及。”茅盾說。而日本的評論界很快有了反應，他們把《春天》稱之為茅盾的“幻想小說”。對此，茅盾說：“其實，它不是我的‘幻想’，而是我的‘預言’。”他“預言”在新中國成立后將會出現的“新”與“舊”的生活和人物的故事。
這篇“預言”小說是茅盾一生中創作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說，此后他就再也未寫過短篇小說。此前，茅盾已經創作出許多短篇杰作，從上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結集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有《野薔薇》、《宿莽》、《春蠶》、《泡沫》等。人們提到茅盾的短篇小說，首先就會想到《春蠶》，它和《秋收》、《殘冬》被文學史家合稱為“農村三部曲”。《春蠶》寫成于1932年，《秋收》和《殘冬》完稿于1933年。創作期間，中國農村特別是江南一代鄉村農民破產、“豐收成災”的現象日益嚴重，許多農民因為破產而負債，甚至賣兒賣女、流離失所。茅盾觀察、關注到這些觸目驚心的社會景象，在心中醞釀、創作出了《春蠶》這篇杰作。小說描寫江南農村老通寶一家養蠶“豐收成災”的悲慘故事，老通寶勤勞儉樸、忠厚老實，具有韌性和忍受精神，卻因循守舊、受封建舊意識毒害深刻，是老一代農民的典型形象。老通寶的兒子多多頭，則豪爽、熱情、樂觀，具有獨立見解，認識到農民的命運單靠勤儉勞動即使累得背脊骨折斷也不能翻身。他和老通寶冥頑不化的封建意識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是正在覺醒中的中國農村新一代的農民形象。茅盾通過小說形象對比地描寫了兩代農民的言行，展示了他們所走的不同道路。《秋收》、《殘冬》是《春蠶》的續篇，其時代風情與地方風俗交相輝映，仍然適時地提供了上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大變化的生動場景和歷史畫面。
“農村三部曲”既體現出了茅盾對中國社會經濟狀況整體的獨到把握和敏銳觀察，在人物和細節描寫的真實性、生動性上，又體現出其高超的藝術表現能力。夏志清評論《春蠶》說：“整個故事給人的印象是：茅盾幾乎不自覺地歌頌勞動分子的尊嚴”，是一篇“人性尊嚴的贊美詩”。朱自清稱贊“《春蠶》、《秋收》，分析得細”。
收在《春蠶》中的《林家鋪子》也是茅盾最著名的短篇小說，它敘述“一·二八”事變前后江南水鄉小鎮上一個小商人在軍閥混戰、農村凋敝、洋貨傾銷、社會黑暗的環境中苦苦掙扎而最終破產的故事。小說生動、形象地刻畫出林老板這個小商人的形象。由于身處在亂世之中，他雖然精明能干，善于做生意，但是仍然難以繼續支撐，不僅要拿銀子四處打點，連自己的女兒都差點被局長搶去，無奈之下只得逃走，小店被迫倒閉。其批判鋒芒直指令人無法生存的黑暗社會；而林老板的商人性格和故事，在今天讀來也可以映照出現實生活中一些商人的內心世界。
茅盾短篇小說中還有許多，如《報施》、《創造》、《大鼻子的故事》、《色盲》、《詩與散文》、《石碣》、《手的故事》、《水藻行》、《小巫》、《煙云》、《有志者》、《自殺》等，這些佳作普遍受到人們高度評價。如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創造》，文學評論家邵伯周稱，“作品對環境和人物內心世界描寫得極為細膩，具有獨特的風格”；再如《水藻行》，日本國立大阪外國語大學教授是永駿說：“《水藻行》是一篇短篇小說，然而，可以說，作品本身所處的地位與《大地》不同，作者茅盾以其高度的文學精神在作品中創造了閃爍出現實主義光輝的真實性。”文學史家認為，茅盾在短篇小說領域里開創的“社會分析”小說的創造模式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的。
上述茅盾的短篇小說與《春天》有所不同，不是“預言”，而是“寫實”，但是它們的相同之處在于都是作家以自己豐富的想象力進行藝術創造并以別具特色的文學語言典型化了的產物。它們與魯迅的短篇小說杰作一起，在中國新文學的長廊里光彩奪目，永照文壇。
《蝕》、《子夜》，生命之火在胸中燃熾
茅盾的優秀短篇小說一直為人們稱道，但他是以長篇小說蜚聲文壇、影響讀者，并在歷史進程中發揮文學的作用的。他的長篇小說系列，開創了史詩式長篇小說文體，組成了茅盾人物系列里最光輝耀眼的時代人物長卷。
茅盾的長篇小說創作，始自《幻滅》。他根據一年多來經歷的大革命中的一些人物、事件，以及原來寫下的一個小說提綱，創作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說《幻滅》。發表時用什么筆名卻頗費周折。后來，他想到當前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大變動時代的矛盾，以及自己生活和思想上的矛盾，就隨手在《幻滅》的題目下面寫了個新的筆名：矛盾。葉圣陶認為小說寫得很好，但是對于筆名，則建議把“矛”改為“茅”。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才有了“茅盾”。
不久，茅盾又發表了《動搖》、《追求》，兩年后與《幻滅》合成三部曲以《蝕》為名，由開明書店出版。在《蝕》的扉頁上，茅盾寫下這樣的題詞：“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熾，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諦視，我腦尚能消納，尚能思維，該還有我報答厚愛的讀者諸君及此世界萬千的人生戰士的機會。營營之聲，不能擾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勵。”
茅盾說他提倡過自然主義，但當他寫自己第一部小說時用的卻是現實主義。他說：“我嚴格按照生活的真實來寫，我相信，只要真實地反映了現實，就能打動讀者的心，使讀者認清真與偽、善與惡、美與丑。我是經驗了人生才來做小說的，而不是為了說明什么才來做小說的。”
“喜歡茅盾小說勝于喜歡巴金小說”的樂黛云認為，茅盾的長篇小說“在中國是首屈一指的”，“在《蝕》中，茅盾最大的貢獻就是這個‘時代女性的二型’，這二型實際上是跟世界文學聯系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從世界文學其他的作品里面看到這種類似的‘貞女’和‘妖女’的不同的類型。在中國革命當中，這兩種類型有著特殊的、獨到的內涵”，“在討論世界文學的女性的二型的時候，我想，茅盾的作品應該占有很重要的一席地位”。
１９３３年出版的《子夜》，是茅盾長篇小說中最著名的作品。他說：“我寫這部小說，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現來回答托派和資產階級學者：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階級的壓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茅盾最初設想，這部“都市─農村交響曲”將分為都市部分和農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寫一部三部曲，并且寫出了初步的提綱。第一部叫《棉紗》，第二部為《證券》，第三部是《標金》。然而，他寫完了提綱，就覺得這種形式不理想：農村部分是否也要寫三部曲？這都市三部曲與農村三部曲又怎樣配合、呼應？……都不好處理。最后他決定改變計劃，不寫三部曲而寫以城市為中心的長篇小說。他又重新構思寫出了一個《提要》和一個簡單的提綱。這個提綱，我們可以從茅盾晚年的《回憶錄》里讀到。“大綱”的一部分──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已經發表，刊于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研究》第一輯。這幾章“大綱”，是如此詳細，簡直是一部長篇小說的縮本！
為了寫這部小說，茅盾繼續多方面地積極地進行創作準備。他先是訪問了從前在盧公館遇到的那些同鄉、親戚、故舊，了解到許多新的情況，尤其是日本絲在國際市場上與中國絲競爭，使得中國各地的絲廠紛紛倒閉。為了寫好絲廠和火柴廠的民族資本家，他再一次去絲廠、火柴廠參觀。
茅盾后來寫道：“我是第一次寫企業家，該把這些企業家寫成怎樣的性格，是頗費躊躇的。小說中人物描寫的經驗，我算是有一點。這就是把最熟悉的真人們的性格經過綜合、分析，而且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吳蓀甫的性格就是這樣創造的：吳的果斷，有魄力，有時十分冷靜，有時暴跳如雷，對手下人的要求十分嚴格，部分取之于我對盧表叔的觀察，部分取之于別人的同鄉之從事于工業者。”因為小說中要寫到公債投機，他找了個做交易所經紀人的朋友帶他進入華商證券交易所實地觀察。朋友向茅盾說明了交易所中做買賣的規律，以及什么是“空頭”（賣出公債者），什么是“多頭”（買進公債者）。茅盾還在交易所觀察到，一些無稽的謠言竟會激起債券漲落的大風波。他感到，“人們是在謠言中幻想，在謠言中興奮，或者嚇出了靈魂。沒有比這些人更敏感的人了。”
這部小說的書名，茅盾原擬為《夕陽》。全書寫完后，他經過再三斟酌，決定將書名改為《子夜》。他說：“‘夕陽’概括著舊中國社會的日薄西山，一派混濁、暗淡，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而‘子夜’不僅包含著舊中國黑暗的一面，同時也象征著既已半夜，快天亮了，黑暗過去，黎明就要來臨了。”書名的更易，正反映著茅盾的思想在創作中不斷深化。
１９３３年２月，《子夜》由開明書店出版。魯迅十分重視，他在致曹靖華的信中寫道：“國內文壇除我們仍受壓迫及反對者趁勢活動外，亦無甚新局。但我們這面，亦頗有新作出現；茅盾一小說曰《子夜》（此書將來當寄上），計30余萬字，是他們所不能及的。”瞿秋白評論它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現代文學史家高度肯定《子夜》的史詩性結構方式和敘事特征，認為“這在中國小說史上是罕見的”。
茅盾其他的長篇小說如《虹》、《腐蝕》、《鍛煉》、《霜葉紅似二月花》（包括續稿），在當時和以后也都引起了評論家和廣大讀者的關注。
文學史家認為，茅盾與其他寫自我經歷為主的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理性的小說家，他有著較大的氣度、氣勢和氣魄。茅盾認為，“一個做小說的人不但須有廣博的生活經驗，亦必須有一個訓練過的頭腦能夠分析那復雜的社會現象”；“偉大的作家，不但是一個藝術家，而且同時是思想家，——在現代，并且同時一定是不倦的戰士”。所以，茅盾的長篇小說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是舉足輕重的。他是社會分析派的創始人及代表作家，也是徹底改變五四運動以來中長篇小說的幼稚狀態，并使之走向完善的最突出的小說家。
茅盾的小說適應了上世紀３０年代生活內容的變化，對魯迅開創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文體作了新的拓展，向中長篇延伸，大大提高了中國現代小說反映生活和人的心靈深廣度的可能性。在茅盾的手里，中國的現代長篇小說真正走向了成熟。
使“槍”又使“刀”：《小說月報》、《清明前后》……
在茅盾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不久，１９２０年秋，商務印書館當局決定為適應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潮流，全面革新《小說月報》。由于在這之前，他已為《小說月報》處于半革新的幾期撰寫了《小說新潮欄宣言》、《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論》等文章，實際主持了該刊小說新潮欄的編輯事務，為此編譯所所長高夢旦請他擔任《小說月報》的主編。
茅盾主持革新后的《小說月報》第一號刊出了周作人、沈雁冰的論文和評論，冰心、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的６篇創作，耿濟之、孫伏園、王統照等人的譯文，以及鄭振擇的“書報評介”和沈雁冰自己寫的“海外文壇消息”。
《時事新聞》副刊《學燈》的主編李石岑讀了這第一號，寫信熱情贊揚，并提出了一些希望。茅盾寫信表示感謝，他說：“中國的新文藝還在萌芽時代。我們以現在的精神繼續做去，眼光注在將來，不做小買賣，或者七年、八年之后有點影響出來。”并且說：“我敢代表國內有志文學的人宣言：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學中爭個地位，并作出我們民族對于將來文明的貢獻。”這，就是新文學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的茅盾的抱負：讓中國的新文學走向世界！
１９２５年春，茅盾接手編輯《政治周報》。１９２７年春，他出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編，從４月至７月間，為該刊撰寫社論、述評３０余篇。以后，還編輯過多種文藝刊物，如４０年代在香港編輯《文藝陣地》，新中國成立后出任《人民文學》、《譯文》主編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作出了顯著的貢獻。
抗戰以來，茅盾寫了４部長篇小說。１９４５年夏，在使了多年的“槍”后，他使了一回“刀”——創作了話劇《清明前后》。劇本以國民黨的“黃金案”丑聞為背景，寫民族資本家林永清在官僚資本的壓迫下掙扎、覺醒的過程，以及小職員李維勤購買黃金受害的遭遇，深刻尖銳地揭露了抗戰勝利前后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和黑暗。
《清明前后》公演后獲得很大成功。不少工廠的老板看了演出大為感動，居然慷慨解囊，包場招待他們的職員、工人看“白戲”，工業家吳梅羹、胡西園等６人還特地設宴招待茅盾和趙丹等主創人員。眾多的讀者進一步認識了茅盾：他不僅是個大小說家、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在現代文壇上他還是劇作家、詩人、散文家、報告文學作家、外國文學翻譯家、報刊編輯家、文學教育家、文學社團組織家、世界文學活動家……可以說，茅盾幾乎在文學的各個方面精通“十八般武藝”，而且有不同凡響的卓越建樹。
１９４５年６月，王若飛代表黨中央指出，茅盾是“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中最優秀的知識分子”，茅盾所走的方向就是“為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
“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我追求奮斗了一生”
１９４９年２月，北平和平解放后，茅盾到達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７月，茅盾出席了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在會上作《在反動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國統區文藝》的報告，并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和中國文協主席。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茅盾擔任文化部部長；此后當選為歷屆全國人大代表，歷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和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他擔任文化部部長的１５年間，撰寫了大量的文藝評論和文學研究論著，為貫徹黨的文藝方針政策、培養青年文藝人才、進行對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獨到的貢獻。
１９６４年，茅盾調離文化部。在十年浩劫的嚴重考驗中，茅盾始終和黨和人民站在一起。當他聽到駱賓基說，馮雪峰的病已確診為肺癌，吃中藥必須用麝香配，正苦于找不到珍貴的麝香時，就毅然拿出珍藏的一支麝香，托胡愈之去送給馮雪峰。而此時的馮雪峰是一個被開除黨籍的“摘帽右派”，又戴有“文革”中被加上的其它種種“帽子”。茅盾卻置自己可能被牽連于度外。當他得到馮雪峰逝世的噩耗后，在“不許見報，不許致悼詞”的威脅下，毅然前往八寶山，主持了馮雪峰的追悼會。駱賓基對此事寫道：“這是肝膽照人的行動！……盡管這是一次沒有悼詞的追悼會，但卻形成了自文化浩劫以來所未曾有過的‘砸爛’了的文藝界的大聚會！茅盾與胡愈之兩同志，無視‘四人幫’給戴上的罪名，和同志們一一握手，倍加親切，這親切從彼此相顧的眼光里如閃閃發光的暖流一般匯集成一個海洋，彼此越加信任。那時，茅盾的身體也很虛弱，但在這里面卻顯示了一種多么無畏的戰士的精神呀！”接著他又寫道：“我從這次追悼會上，感到自己受了一次大檢閱……而茅盾先生是這次大檢閱的主帥，無語，沉默，卻充滿了戰斗精神！在我的印象中，從未有地感到，他是那樣崇高而莊嚴！”
粉碎“四人幫”后，茅盾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負責恢復和重建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的工作。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國文聯名譽主席、中國作協主席。茅盾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著述主要有《鼓吹集》、《鼓吹續集》、《夜讀偶記》、《關于歷史和歷史劇》、《茅盾詩詞》、《茅盾文集》、《脫險雜記》、《茅盾論創作》、《茅盾譯文集》、《世界文學名著雜談》、長篇小說《鍛煉》、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續稿）等。
茅盾１８９６年７月４日誕生于浙江桐鄉，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７日病逝于北京。黨中央根據茅盾的請求和他一生的表現，決定恢復他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黨籍，黨齡從１９２１年算起。胡耀邦同志在茅盾追悼會的悼詞中指出：茅盾是“我國現代進步文化的先驅者、偉大的革命文學家和中國最早的黨員之一”，“是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動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同魯迅、郭沫若一起，為我國革命文藝和文化運動奠定了基礎”，贊揚他“幾十年來，勤勤懇懇，殫精竭慮，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和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獻出了全部心血”，“可以說，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始終沒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筆為人民服務”。１９９６年７月，在茅盾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李鐵映代表黨中央又肯定茅盾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文藝創作、評論和研究的一面光輝旗幟”。
２００６年７月３日，在中國作協和文化部召開的茅盾誕辰１１０周年座談會上，金炳華指出：“茅盾先生一生勤奮創作，他的作品已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茅盾先生是現當代中國作家理想追求和人品文品的杰出代表。”
當新中國成立６０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我們重讀茅盾的作品、回顧他的人生經歷，將從茅盾的１４００余萬字的著作、約２５０萬字的譯著中，從他一生的光輝事跡、偉大精神中，受到啟迪和感召，可以去更熱烈地擁抱社會主義中國春花秋實的日日月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