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１９００－１９９５），中國著名文學、電影、戲劇作家，文藝評論家、文學藝術家、翻譯家、社會活動家。
祖籍河南開封，１９００年１０月３０日生于今浙江杭州彭埠鎮嚴家弄，原名沈乃熙，字端先。
１９１９年，在家鄉參加五四運動，與同學一道發起并創辦了當時浙江第一本進步刊物《雙十》（第２期改為《浙江新潮》）。
１９２０年，赴日本留學，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工人運動及翻譯工作，譯有高爾基的《母親》等外國名著。
１９２９年，與鄭伯奇等組織上海藝術社，首先提出“普羅列塔利亞戲劇”的口號，開展無產階級戲劇活動。
１９３０年，加入左聯，當選為左聯執委。
１９３３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員、電影組組長，為中國進步電影的開拓者、領導者。創作有電影劇本《狂流》、《春蠶》，話劇《秋瑾傳》、《上海屋檐下》及報告文學《包身工》，對上世紀３０年代進步文藝產生巨大影響。抗戰爆發后，在上海、廣州、桂林、香港主辦《救亡日報》、《華商報》，后輾轉到重慶，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運動，曾任《新華日報》代總編。改編創作《祝福》、《林家鋪子》等電影劇本，著有《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等理論專著及《夏衍劇作選》、《夏衍選集》等。
新中國成立后，當選為中國文聯第一屆全委會委員。
１９５５年，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主管電影及外事工作。
１９６０年，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常務理事。
１９７９年，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再次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同年，出席中國影協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當選中國影協主席。
１９８８年，出席第五次全國文代會并致開幕詞。
１９９４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有杰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１９９５年，在北京醫院逝世。
夏衍在充滿驚濤駭浪的20世紀中國文壇上奮戰70載，以不知疲倦的獨特品格、英勇善戰的輝煌業績，贏得了人們的尊敬與愛戴，成為我國卓越的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文化戰線領導人。
在“夏衍研究”過程中，我們對夏衍艱苦拼搏的一生、卓著奉獻的功業，有了進一步擴大與加深的理解。這位世紀老人在眾多的文化領域不倦地開拓、耕耘，成就斐然，彪炳千秋。
一
孫家正同志說：“夏衍是中國電影的根。”真乃一語中的。
夏衍對于中國電影發展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20世紀30年代初期，由于斗爭的需要，黨組織派夏衍進入文化界，并深入到電影界。遵奉黨的“將令”，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征程，與鄭伯奇將蘇聯電影大師普多夫金的《電影導演論》、《電影腳本論》翻譯介紹到中國，奠定了中國電影重視文學創作與導演運用蒙太奇語言的理論基礎。猶如“竊火者”將火種與技藝送到人間。
隨后，黨組織決定成立以夏衍（化名黃子布）為組長的電影小組，開拓左翼文化陣地。他們在上海各主要報刊陸續開辟了電影副刊，發表大批有分量的電影評論文章；加強了左翼電影隊伍的組織工作，形成了一支相當強大的創作力量；大力譯介蘇聯電影創作及理論，由夏衍化名丁謙平翻譯刊出蘇聯有聲電影劇本《生路》，這是中國翻譯的第一部蘇聯電影劇本……他們用辛勤的勞動與有力的斗爭，促進了1933年左翼電影創作高潮的出現，為中國電影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其中，不可磨滅地記載著夏衍的勞績與奉獻。
為了摸索電影創作的規律，他成了電影院里特殊的常客，手持秒表、手電與筆記本，一部電影要看上幾遍。用他自己的話說：“先看一個鏡頭是遠景、近景還是特寫，然后分析這個鏡頭為什么這樣用，為什么能感人。一個鏡頭或一段戲完后，用秒表算算幾秒鐘或幾分鐘，然后算算一共多少尺長。這樣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加以研究，逐漸掌握了電影編劇技巧。”
夏衍創作的第一部電影《狂流》，于1933年3月問世，在上海引起轟動。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中國新電影真正的誕生。它第一次把攝影機對準農村，稱得上是中國電影第一部現實主義杰作。同年，他向觀眾奉獻了4部優秀劇作；此后每年均有兩部以上影片問世。10余部姿態嶄新的電影，以廣闊的生活視野、鮮明的主題思想、巧妙的藝術構思，贏得了廣大觀眾，奠定了他在電影界備受尊崇的地位。
《春蠶》是茅盾的力作，夏衍成功地把它搬上銀幕，開創了將名著改編為電影的先河。這也是將中國新文藝作品改編為電影的第一次嘗試，獲得觀眾、文藝界和魯迅先生的贊揚。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滄桑，在20世紀80年代意大利舉辦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上，《春蠶》又受到西方電影同行的贊美。新中國成立后，夏衍又創造性地把《祝福》（魯迅）、《林家鋪子》（茅盾）、《憩園》（巴金）、《我的一家》（陶承）等改編為電影搬上銀幕，使之成為我國電影史上的名作，達到電影藝術的高峰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夏衍寫于20世紀50年代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是一部電影藝術創作理論的重要著作。里面既有從事電影創作的寶貴經驗總結，又有電影藝術領域普遍規律的概括與闡述。歐陽予倩評之曰：“言簡而意賅，語近而旨遠，對于學習編電影劇本和話劇劇本的人都是很好的路標。”此書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電影工作者案頭必備的著作。
新中國成立后主管電影的夏衍，還常常動手為他人修改劇本。許多著名影片的腳本都經他親筆改過，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風暴》、《聶耳》、《白求恩大夫》等。《早春二月》經他修改的地方多達240多處。鄧小平同志曾贊之為“電影醫生”。
夏衍對于中國電影事業作出的不朽貢獻難以盡述。在這位前驅者從事革命文藝工作65周年之際，國務院特授予他國家有杰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這，就是深受電影界景仰的一代宗師夏衍。
二
夏衍在戲劇領域呈現出卓爾不群的大家風范。他自上世紀30年代開始戲劇創作至50年代止，20年間發表多幕劇、獨幕劇、翻譯劇、與友人合作劇等近30部之多，其中《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細菌》、《芳草天涯》以其永久的藝術魅力而被認為是他的3部具有經典意義的代表作品。他的劇作對中國話劇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也使他成為中國話劇史上獨樹一幟的著名劇作家。他的常用名“夏衍”也正是由于其第一部多幕劇《賽金花》的發表、公演與轟動而聞名于世的。
綜觀夏衍的話劇創作，從思想到藝術確有自己的突出特色。其一，它們是鮮明的政治性、強烈的時代感與嫻熟的藝術表現力的有機統一。他的劇作無不環繞著時代、社會與人生展開，但又總是通過藝術的手段加以表現。因其中大部分寫于抗日戰爭時期，故而內容幾乎都與抗戰有關，無不貫穿著全民抗日的時代氛圍。他善于從社會一隅的現實事象中描寫舊時代的變質和沒落、新時代的誕生和成長。他一方面通過劇中的人物與故事，反映那個令人窒息的黑暗時代；另一方面又寄托無限希望與憧憬。正因如此，他的劇作每每在觀眾和讀者的心頭，勾起他們的悲苦與歡欣。著名評論家唐弢先生譽之為“一首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詩”。
其二，夏衍劇作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他所熟悉的普通的小人物。他擅長描寫一些出身不同、教養不同、性格不同，但同有一顆善良心的人。他常常把這些人物放置在一個特殊的環境里，讓他們蹉跌、創傷、愛憎、悔恨，最終達到一個可能到達的結局。他筆下著重歌頌的正面人物，也總帶有缺點，帶有時代與階級的烙印，因而顯得更真實、更自然。描寫人物，他以塑造性格、深入發掘內心世界為主要藝術手段。他嚴格要求自己的人物要有血有肉，要符合生活的邏輯，要真實。他說，只有真實才能令人信服，只有通過人物真實、復雜的思想感情，才能與觀眾交流，激起共鳴。他以細膩的心理描寫，準確再現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他以洗練的動作勾勒，深入剖示人物獨特的內心感受；他以有機的情境渲染，使人物所處環境構成生活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些獨到的手筆，昭示了夏公卓越的藝術功力。
其三，夏衍劇作的藝術結構單純集中、嚴謹勻稱、意境深遠，與他整個藝術風格相統一。他的戲劇情節總是緊緊圍繞著主題而發生、發展，很少有旁生的枝蔓，譬如《芳草天涯》。他很注意戲劇結構的起承轉合，講究布局謀篇，例如《上海屋檐下》。有人說他的戲過于平淡，我們恰恰認為這正是他的獨特之處，正是他不同于別人的藝術追求。他總是把筆力用于渲染沖淡、深遠的意境，從中深入刻畫人物精神的振蕩、心靈中的搏斗，比如《法西斯細菌》。他的劇作結構技巧自然、合理，不露痕跡，幾乎讓人覺察不到作家的匠心，仿佛是生活的自然流淌，而這正是夏公與眾不同的藝術才華。
夏衍的劇作，對后人顯示著悠久的藝術生命力；夏衍富有真知灼見的戲劇觀念，對戲劇創作藝術規律的探索與總結，對于后代同樣具有長久的啟迪作用。
三
20世紀20年代后期，正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夏衍首先以翻譯外國理論書籍及文藝作品在上海站穩了腳跟，并以翻譯家沈端先的名字為文壇所知。他的第一部譯著是法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撰寫的《婦女與社會主義》。這是一本最早、最忠實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婦女問題的著作；也是經過他的筆，第一本被介紹到中國的關于婦女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后在婦女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國早期婦女運動工作者胡子嬰寫于上世紀80年代的回憶錄中曾專門提及過，她們當時組織婦女進步團體時，特地選用此書作為學習教材。此后，夏衍又以不倦的勞動翻譯了許多進步文學作品與論著，如芥川龍之介、木村毅、金子洋文的作品等；他選譯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新興文學論》等，在進步文化界亦發生過重要作用。由于這方面的顯著成績，1928年成立中國著作者協會時，他被選為9名執行委員之一。
當然，在夏衍翻譯事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對高爾基《母親》的翻譯與傳播。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巨著，經過他的筆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對于身處在高壓下的中國民眾，《母親》是一線點亮心燈的明光。正因為如此，它成為一部暢銷書，一年內重版兩次，很快遭到查禁，聰明的書店老板把封面由紅色改成綠色，印了第三版，又被通令全國禁止發行。文化名人夏丏尊當面質問國民黨元老邵力子，并將書名改為《母》，署名改為“孫光瑞”，“破例來個冒牌”，由開明書店一連出了5版，又遭禁。然而在讀者中的強烈影響是無法禁絕的，它總是生命不息地流傳著，直至今天。
1936年6月，夏衍發表了被譽為中國報告文學典范的作品《包身工》，并立即獲得巨大的社會反響。他是在艱難地、認真地進行大量調查、體驗的基礎之上，以驚人的透視力，對“包身工”所處的人間地獄作出了精確的判斷，得出了深刻的認識，然后運用他特有的冷峻、銳利的筆鋒，把20世紀30年代中國工人最底層的生活，血淚斑斑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讀這樣的文字，讓人想起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中葉對西歐、北美無產階級悲慘命運的描繪。作品的末尾指出：“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當年索洛警告過美國人當心每根枕木下橫臥著的尸骸，夏衍則在《包身工》中警告這些殖民者當心呻吟著的每一個錠子上的中國冤魂。直到老人家離去前不久還曾說過：“我覺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來。”這固然是他對自己作品過于苛刻的評價，但也從中透露出對這部傳世之作客觀價值的重視。
1937年8月，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的《救亡日報》在上海創刊，這是他開始新聞記者生涯的時刻，是他走上新的坎坷征程達12年之久的起點。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個誠實的新聞記者。”他常幽默地講，自己只是個業余作者，正業則是新聞工作。從中至少可以讓我們感悟到他對新聞戰線崗位的重視。是的，12年新聞記者的勞績，實實在在地體現于約五六百萬字的成果。在他自認為“畢生最難忘的12年”、“工作最愉快的12年”中，他幾乎每日不停筆，每天至少一兩千字。政論、雜文、散文、隨筆……各種內容無所不包，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論、文化、藝術、科學、人物、社會生活、時事評論、旅游札記……真可謂豐富多彩、文情并茂。廖沫沙同志在為《夏衍雜文隨筆集》而作的序文《凌云健筆意縱橫》里就此而論曰：“夏衍同志實在是中國文壇上罕見的作家之一。”除去在《救亡日報》等報刊上每日必寫的社論、報道、補白等之外，他還有十分擅長的一手絕活：自然科學小品，每每意趣盎然、生機無限。正如廖老指出的：“像夏衍同志這樣集中地描畫與介紹自然界事物的生長變化，或者以自然科學知識來論人論事，入情入理而又引人入勝，在我國文壇上卻還是罕見之作。”于此可用他寫于1940年戰火頻仍的桂林之小文《野草》為佐證，從中很可以看到這位前輩的靈魂。文章寫道：
“……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確是世界無比。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這種力就要顯現，上面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因為它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種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礫中，有生命力的種子決不會悲觀和嘆氣，因為有了阻力才有磨煉。生命開始的一瞬間就帶了斗爭來的草，才是堅韌的草，也只有這種草，才可以傲然地對那些玻璃棚中養育著的盆花哄笑。”
文如其人。只有他那支筆，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寥寥數百字、講述了一個涵蓋古今、包容宇宙的真理。筆法如此簡潔、生動、深刻、透辟，言情言志，惠及友朋。
全國解放后，夏衍自云：“一個當慣了編輯或記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筆，就會像演員不登臺一樣地感到手癢。”于是又應《新民晚報》之約，開辟了“燈下閑話”專欄，以匡正時弊，扶正祛邪。20世紀60年代，他又應《人民日報》之約，針對大躍進的失誤，以筆名黃似在“長短錄”總題下，與文友們連續發文總結經驗、評價得失。其精妙的文字在讀者中流傳頗廣。
在藝術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沒有成為夏衍事業上的包袱或局限。他熱愛藝術，但不止于藝術。在他投身革命的一生中，做了許許多多在藝術家看來也許是不屑一顧的組織、說明、動員、勸解、安置、迎送、爭取、營救等工作。這是如此具體、細致、困難、艱辛的跋涉，是直接用自己的體溫去溫暖生活、溫暖大地的最寶貴的摯情。“夏公”這個稱呼始于何時、出自何人的準確結論尚待考證，但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重慶，文藝界朋友們就這樣稱呼他了，公，是正直無私的意思；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公，又是對長者、顯者的尊稱。當時的山城重慶，是大后方政治、文化的中心，是知識分子云集的地方。生活困苦，環境險惡，矛盾交錯，困難重重。剛剛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這個特殊的圈子里工作，獲得這樣的稱呼絕非偶然。據有的老同志回憶，文藝界天生的矛盾多，意氣用事多，而夏公以清醒的理智、平和的耐心，常常使面紅耳赤的紛爭，變作一團和氣，他堪稱文藝球場上的一位“清道夫”。
夏衍對黨有一顆忠誠的心。他童年時家境衰敗，在8個兄弟姐妹里最小、也最瘦弱。3歲喪父、全靠寡母辛勤勞作和親友接濟幫助，勉強解決衣食問題。貧窮、窘迫，使他性格內向，不茍言笑，慈母愛憐地稱他“洞里貓”。14歲高小畢業，當過染坊學徒；15歲以“品學兼優”被推薦進入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染色科讀書；19歲卷入五四運動的狂潮，發表抨擊封建、守舊輿論的激烈文字，得到陳獨秀的贊許；20歲以優異成績畢業，帶著師長們“工業救國”的囑托，東渡日本求學。在明治專門學校電機科，他讀到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洞里貓”的思想深處掀起了波濤，從“工業救國”的“洞”里走出，成為留學生中一名激烈左派。在孫中山先生親自關懷下，指定李烈鈞將軍介紹其加入了國民黨，但隨即為右派所不容。1927年回到上海，在撲面而來的白色恐怖中，共產主義信仰向他展示了真正的風采。他徹底醒悟了，毅然走進被血與火包圍著的革命者行列，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找到馬克思主義，找到黨，他從此堅強而自信。遵照黨的思想路線，他一生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
當璀璨陽光沖破濃重陰霾的時刻到來時，民心大快，萬眾歡騰！黨中央為夏衍平反，恢復名譽，安排他重新工作。他老當益壯，銳氣不減當年。他和祖國、人民一起，為崇高的理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中華民族新文化事業再赴征途，又不懈地奮斗了20載寒暑春秋。
85歲高齡時，夏衍寫成長達33萬言的重要著作《懶尋舊夢錄》獻給人民。他告訴讀者：“我這個人很平凡，但經過我的這個時代，實在太偉大了。”
在他90歲生日之后，他對身后之事作了不同尋常的安排：
他把價值百萬元的藏畫，統統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條件是：不要獎金，不要獎狀。他忘不了，是浙江父老用官費送他去日本求學。
他把稀世珍寶《納蘭成德長卷》捐獻給上海博物館，條件依然如上。他忘不了，是上海這座光榮的城市把他引上斗爭的舞臺。
他把價值連城的珍貴集郵無償地捐獻給國家。
他把自己的全部藏書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
他還有什么可捐獻的？字畫、長卷、集郵、藏書，再珍貴也是有價的；而他對祖國、對事業的一腔熱血、滿懷忠誠卻是無可估價的！
夏公以95歲高壽離世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必將永存！
于今，夏衍的才干、智慧、意志、人格，他那光芒奪目的人文精神已匯入中華民族悠久文化傳統的博大海洋之中；同時，他又以現代人的至高品格豐富了這一巨大的文化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