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 1943年生于北京，字壯北，祖籍山東省高唐縣。自幼在其父親李苦禪大師教導下敬祖愛國，嗜好國學與藝術。1958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繼而升入美院中國畫系，專習繪畫長達八年。后到北京榮寶齋編輯科工作多年，故學識與功底深厚。其書畫遠避指端末技之形式主義的幻術，系以大自然天趣合大中華人文內涵形于筆墨，最擅長寫意動物與人物。以勾沉補缺之旨作論文，以針貶時弊之旨作雜文，亦時有詩、賦隨緣即出，刊諸報章頗有讀者。尤擅國學與藝術之大型演講，應邀所開講座，數小時不中休不坐不用講稿而通場盈眾，名聲已甚于其畫。執(zhí)教30載，師表何如已聞于公論，故兩獲“優(yōu)秀教師”獎狀。著作有《苦禪宗師藝緣錄》、《藝術大師之路·李苦禪》、《亦文亦畫書系·李燕集》、《李燕畫集》、《百猴圖長卷》、《李燕畫猴技法》、《周易中的哲理》、《科學與藝術》、《“人文環(huán)保”迫在眉睫》、《大話宇宙與文明自尊》、《以人為本-科學與藝術的根本之道》等與歷史上第一部《易經畫傳》出版。1989年應邀赴印度，率先開啟《藝術與科學》課題的國際交流與研究。力作《大鵬圖》于1999年搭乘中國第一艘試驗載人飛船成為人類史上首件飛游太空又安然返回的繪畫，經公證已載史冊《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李燕先生兼為“半個電視人”，制作了電視史上第一部涵京津各種彈唱曲藝的13集系列片《胡同古韻》、10集采訪紀實片《愛國藝術家苦禪大師》等。亦應中央電視臺與地方臺多種欄目邀請，作為撰稿人與嘉賓上鏡，所主持之文化藝術節(jié)目語言風格獨特，富于文化底蘊，頗得業(yè)內人士與觀眾好評。
現任職務：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國周易學會副會長、齊白石研究會副會長、李苦禪紀念館副館長、李苦禪藝術館副館長、中國和平統(tǒng)一促進會理事、九三學社中央教育文化委員會委員、九三學社中央書畫院副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全國政協委員（第九、十屆）、北京市政協文史委特邀委員、北京市曲藝家協會藝術顧問。
近日讀了一篇題為《中國畫誰來畫？》的文章，該文作者首先點出了當今中國畫“缺文化”的“文化貧血癥”，有些近于事實，但如果從文化大環(huán)境看，歷經十年“文革”浩劫和“前文革”的傳統(tǒng)文化大斷層之后，“文化貧血癥”的領域又豈止于畫界？該文作者大惑不解的問題卻只在“奇了怪了，患了文化貧血癥的畫家們卻如打了雞血似的……賣的更貴，活動的更多。”其實，他這段話已經解決了他自己提出的問題。本來嘛，那些人正是用“打雞血”去“解決”“文化貧血癥”的呀！上世紀６０年代連北京的大醫(yī)院門前也排起了長隊，各抱公雞一只，而后抽雞血打到人屁股上，據說好處大啦！結果可慘了，有人爛了臀，有人差點喪了命。類似這種反文化的蠱惑流言多年來居然能改頭換面在大批的人群中巧言令色，上演了一場又一場可笑又可嘆的悲劇！隨感如是，此其一也。
其二，該文作者“一直認為，中國畫的門檻比其他畫種高。”本人實不敢茍同。２４年前武星李連杰在我畫室里說得對：“不要論什么拳高什么拳低，不管什么拳種，你練高了都高，練差了都低”。拳、畫一理，當然中國畫里高的有不少，僅僅從敦煌壁畫，到宋代梁楷與法常的大寫意人物與花鳥，清代朱耷、石濤、揚州八怪、吳昌碩的山水與花鳥，近代的齊白石和徐悲鴻等大師的作品都很高，要達到這么高的“門檻”實在不易。但在油畫史上高的也很多，僅僅達·芬奇、提香、德拉克羅瓦、倫伯朗、列賓、蘇里科夫、阿依瓦佐夫斯基、庫因芝、印象派諸家的油畫，想跨其“門檻”又談何容易？還有個小畫種漫畫，雖是舶來畫種，但它可以列入外來文藝中中國化、民族化最快的三種藝術形式之一（即電影、話劇、漫畫），因為它們在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最能為廣大民眾所接受。漫畫雖小，卻天天見報，切中時弊，刻骨入髓，宣泄民憤，影響極大。看看孫之俊、方成、華君武、李濱聲、繆印堂等近代諸家的“小小”漫畫，令人過目難忘，欲登其門檻，又唯不畏威炎之有膽有識者可為！總之，各畫種的高度代表作品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它們各臻其妙，無可互替，更無高低之分。孔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如略微多點兒傳統(tǒng)文化知識、就不會妄比了吧！
其三，該文作者由“中國畫的門檻比其它畫種高”言外暗示“油畫低”，再推理，似乎油畫即素描、色彩而已，于是再推理“素描色彩畫得好的人不一定能把國畫弄好，徐悲鴻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徐畫油畫，也畫國畫，但徐的國畫是油畫家玩的國畫……徐悲鴻的國畫是貧血的國畫……”讀至止，基本可以知曉該作者不懂油畫的多種成因，也不懂素描與色彩的多種運用方式，更不懂徐氏素描教學的根本目的和教學實效，還犯了“比目魚癥”——以偏概全的討論大忌。據我所知，１９１８年徐悲鴻即對１９歲的學生李苦禪說“文至于八股，畫至于（只摹）四王，皆至衰途。“又說”要打破當今死氣沉沉陳陳相因的中國畫壇之局面，必須要改革中國畫，”不久年輕的徐悲鴻即對中國畫的改革提出了堪鑄鼎銘的觀點：“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繪畫之可采者融之。”他在教學中納入的素描方法僅是“可采者”而已，況且他和他的教學繼承者在實際教學應用中絕非照搬西方素描，而是“可采者融之”，其要點在于“融之”二字。苦禪老人說：“徐悲鴻院長的素描是為國畫所用的，所以他不主張用鉛筆修得很細的那種俄式素描，卻用普魯東那樣簡明的、不強調調子的素描，蔣兆和先生的素描則是為他的新國畫人物服務的素描。我當年向徐院長學過碳畫，我為了寫意畫的教學，要么畫速寫式的素描，像德國的門采爾等西方畫家那樣，要么就以速寫為主。間或以線面結合的水墨淡彩畫模特和禽鳥標本。用西畫注重素描、速寫的精神來恢復咱們忘了的、老祖宗的“師造化”、重寫生的精神，才會回到大自然里，向大自然向生活找畫稿子。”徐氏去世后，蔣兆和先生、李斛先生在中央美院中國畫系教我們的素描即是這個路子。蔣先生在國畫紙上用簡練的筆墨畫模特，給我們當場示范。李先生用徐氏素描、盎格爾的線描、康伯夫的結構素描和他自己的“為國畫造型打基礎”的素描做教材。如果該文作者不熟悉徐悲鴻大師，我可略示一二。約在30年代末，徐悲鴻書贈李苦禪兩段話“常恥躬之不逮，欲寡過而未能”。典出諸《論語》，可三復玩味其義。還應知，徐氏那“棉里藏針”的康（有為）體書法，收藏古字畫的誠心法眼，書文俱佳的題跋，其傳統(tǒng)文化的根底又豈是當今某些對《論語》、《孟子》、《禮記》、《周易》等中國圣典皆未讀過的人可望其項背的呢？至于他的國畫大作《愚公移山》、題著“山河百戰(zhàn)歸民主，鏟盡崎嶇大道平”的《奔馬》，不僅前無古人，而且其偉大的時代精神與歷史印跡，也絕非對國家災難與人民命運茫然遙視的畫家所能“玩”得出來的！他的水墨杰作《漓江煙雨》，更是超今邁古中西融合的山水經典之作，陶公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其四，該文作者認為“中國畫的門檻高在國畫家要通書法，要會作詩，要懂篆刻甚至更多，”不錯，然而接下來的行文可就費解了。他說“通書法，筆力才厚，筆法才對”。須知書法之道博大精深，何謂“通”？“厚”也僅系筆力表現之一端，而“遒勁、灑脫、高古、飄逸……”之筆趣更多更多，豈一個“厚”字了得？況且君不見廟柱之上有真言“方外人，法無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石濤云：“無法之法乃為至法”。佛祖第一禪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這又豈是只知“筆法才對”者所能窺得的境界？他又說“要會作詩”，怎么才算“會作詩”？古人早說了，“詩言志”而已矣！難道還要如前輩一樣填古詞牌子作古體詩嗎？曲之不存，詞將安在？即使填對了平仄，且謂之“長短句”，反倒讀來“上氣不接下氣”，還不如百姓喜愛傳誦的民謠順口溜呢！至于產生古體詩的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早已在高科技飛速催化的“文明”現代工業(yè)化、商業(yè)化的地球上不復存在了。唐詩宋詞元曲，巍乎高哉！俱往矣！倒是大白話的新民謠式的新笑話和部分新詩在廣大民眾中很有生命力。例如白石翁的關門弟子、“不是詩人”的鐘靈先生遺作《金錢豹的自白》：“世人都知道我的兇殘，但我仍能博得眾人的喜歡，因為我分明知道，在我的身上，長著一顆一顆的金錢！”李苦禪在“文革”批孔批“大儒”時期說：“批孔，是放它的老，放它的娘，放它的狗，放它的臭，放它的屁，放他老娘（指江青）的狗臭之屁！”老朋友聽了評道：“好詩！當代的大白話新詩！大俗大雅！痛快！”苦禪老人又在“文革”中譏諷那幫子的“教改”是“忽而東，忽而西，忽而不是東西”。在那浩劫年月他并無“雅逸詩興”，可是聽者拊掌評道：“妙！妙！合轍押韻，直指人心，明心見性！”也許有人不認可，不領悟這才是當代詩經的“苦風”，噫！唯夏蟲不可喻冰矣！所以，真不明白何為該文作者評定的“會作詩”，是會作哪類詩，更難相信他的“會作詩，說明你文學修養(yǎng)不錯”之論斷。我記得國學老師包于軌先生曾對我說：“有人極俗且酸，滿臉都是詩氣”。還記得乾隆詩的數量直逼《全唐詩》，卻無一首廣為傳誦，其書法題字也滿天界飛，卻落在甜俗一格。該文作者還說要“懂篆刻，構圖，細節(jié)才會有新意。”似乎也在理，但他指的“懂篆刻”可能是會治印吧！會治印的畫家不少，但也有高下與文野之分，高的，其心得遠遠超出了“構圖、細節(jié)的新意”；低的，也就是“刻戳子”而已，全然與金石藝術修養(yǎng)不沾親。記得苦禪老人曾回憶道：“恩師白石老人至少三次勸我學治印，我都推說忙，沒學，因為我明白老師的用意，但我是領悟老師的‘心’，并不全學老師的‘手’；老師以篆刻藝術之法將金石藝術的美融進了大寫意書畫，吳缶老在先也如是，以篆刻之法入畫，于此道，二位前輩已達世人難以超越的高峰，所以我輩未必都要執(zhí)著此法。若學二位的‘心’，可另開一廣闊途徑：廣泛搜集金石藝術。如鐘鼎款識拓本、漢畫像石與畫像磚拓本、古瓦當拓本、古碑、墓志與佛窟造像拓本，連端方（清政府官員，大收藏家，曾借出訪之機廣收中外文物。）出國拓回來的古埃及刻石拓本我也找到了。由此多看多摹，體會其中金石之美，融入大寫意筆墨和章法里，豈不更好？金石藝術是人工與天工自然合作的藝術，崇敬金石藝術之美是中華文明的獨創(chuàng)，此美不僅止限于欣賞秦璽漢印，奏刀于篆刻藝術，實際品類很多，如上所談即是。”
到底“中國畫誰來畫呢？”我想，還是寄厚望于不忘胡錦濤同志所倡“八榮八恥”精神，又肯在以人為本的真正藝術上下功夫的人去畫吧！孔夫子有教：“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謹遵歷經多年的眾人實踐檢驗過的名言，我認為，今后的中國畫壇，幸逢國運趨旺的時代，必然英才輩出。徐悲鴻大師本不“貧血”，他的文化鮮血正流淌在一代又一代誠實畫家的血管里。如果真的有人輕信中國畫和中國美術教育的時代精英徐悲鴻先生居然也患了“文化貧血癥”，恐怕這些人會不知不覺間患上“文化白血癥”的！但我堅信藏龍臥虎的大中華“江山代有才人出”，悲鴻不“貧血”，國畫有群英！
２００９年夏至于清華園凈土
李苦禪為《徐悲鴻傳》所撰序言手稿摘錄
徐氏悲鴻先生，江蘇宜興人也，少時家貧，攻讀不怠，且人品高尚。曾于西湖偶遇康南海，南海聞其談吐非凡，乃奇其才，援為少年摯友。爾后，悲鴻先生氣度、書法頗近南海，且有六朝之風，誠非偶然也。
徐公文思博瞻，藝詣宏深，以整頓改造傳統(tǒng)繪畫并創(chuàng)立新派為己任。徐公避流俗，去陳腐，嘗與余云：“文至八股，畫至四王，皆入衰途!”一生致力于將中西繪畫精微融為一爐而領異標新，直如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矣!先師齊白石翁敬其志，作《訪徐熙圖》親贈徐公，稱其為“近代徐熙”也！
徐公《九方皋》、《愚公移山》、《■我后》等杰作，傾盡其愛祖國憐蒼生之深情，為世人所共睹，足堪傳諸千秋。
徐公一生，慷慨慈和，仁厚之至，且愛惜人才，諄諄善教，遂于畫壇不負德高望重領袖群倫之名，身后亦不愧丹青巨擘與美術教育家之盛譽焉!
1918年，長余三歲之徐公乃余西畫開蒙師也。數十年來，徐公事跡吾輩固銘于心，然后世能知否？近鄭理同志撰徐公傳記，聞之喜甚，自此，余積慮消矣！惜恩師藝友悲鴻先生鴻才未展，即逝于“知天命”之年矣！然其音容笑貌時在心際，感慨所系，謹書如上，是為序。
歲在壬戌中秋之月
八五叟苦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