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３５歲，面臨著人生和事業的再選擇。
作為就讀于沈陽音樂學院的“太學生”（校方對我等干修生的戲稱）還真是“香餑餑”。臨近畢業，學校希望我留校任教；遼寧電視臺歡迎我到他們文藝部工作；省文聯要調我到劇協或曲協任職；鐵嶺地區領導希望我回去再干幾年。我該怎么辦？
請幾個朋友幫我拿主意，大家見仁見智各有高論。有人說應該把去電視臺作為首選，到那里既有前途又有錢圖；也有人說留校任教也可以考慮，教書育人著書立說評職稱，輕輕松松當教授；還有人說回鐵嶺也沒虧吃，地方雖小，人熟為寶，寧當雞頭不做鳳尾，整好了弄個一官半職的也算值得。大家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最好不要去文聯，一個群團組織沒權沒錢，地位不高干啥都難，搞點活動到處化緣，適合養老不利于實現個人價值。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當遼寧電視臺和沈陽音樂學院分別派員到鐵嶺協商調我的時候，省委宣傳部領導已經先于他們打去了電話，明確提出：省文聯缺少年輕干部，讓崔凱到省文聯工作比較合適。
于是，我于１９８６年７月初到遼寧省文聯報到，分配到省曲協協助秘書長工作。
其實，我對省文聯非但不陌生且懷有感恩之情。“文革”結束后，省文聯和各藝術家協會先后恢復，也許是“蜀無良將”之故，我作為鐵嶺地區文藝界的代表分別當選了省劇協和省曲協理事，參加省文代會時我被稱為“小字輩”，還上了《遼寧畫報》。當時，省劇協、曲協經常組織創作培訓班、學術報告會和理論研討會等活動，幾乎每次都有我。我的一些獲獎作品如《摔三弦》、《攀親家》、《鬧魚塘》等也都是在省文聯和劇協、曲協的領導和專家幫助指導下完成的。因此我知道文聯和各藝術家協會對于作家、藝術家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組織。命運差遣我走進文聯，我就該無怨無悔地愛文聯、愛協會，懷著感恩之心努力工作。
到省曲協報到不到１０天，我就在鐵嶺組織召開了全省曲藝創作筆會，抓出了《一加一等于幾》、《理解之歌》等一批新作品，兩個月后，在東北三省首屆民間藝術節上一舉奪得了６個一等獎（此屆藝術節的全部一等獎）。年底，省曲協聯合沈陽電視臺舉辦了《迎春曲》春節晚會，田連元、趙本山、黃宏、王志濤等曲藝名家悉數登場，造成了不小的轟動。當年（我到文聯工作不到半年），我被評為省文聯先進工作者。次年，省曲協秘書長馬力（二人轉專家）執意要退居二線，力薦我擔任秘書長。就這樣我在省曲協先后擔任副秘書長、秘書長，一干就是１２年。在此期間，我們省曲協先后組織了遼寧省業余相聲大賽、東北三省現代評書故事大賽，承辦了全國“星海杯”專業相聲大賽，主辦了婚禮主持人大賽、幽默笑話大賽、“趙本山杯”二人轉大賽、喜劇小品大賽。同時還組織了相聲創作、小品創作、二人轉創作筆會和各類藝術研討會２０多次。遼寧曲藝事業呈現出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面，新人新作不斷涌現，評書、相聲、小品、二人轉各領風騷，“曲壇遼軍”譽滿全國。
１９９８年我被選為省文聯副主席，２００３年被任命為黨組副書記，先后分管過省音協、美協、書協、舞協、曲協、雜協、畫院、美術館、文聯辦公室、組聯部、老干部處等單位和部門。工作量大了，接觸面寬了，這使我有機會更加廣泛地熟悉各藝術門類的情況，從而開闊了眼界、豐富了知識、增長了才干，工作更加得心應手。
在省文聯工作的１１年里也曾有過調轉的機會，我均未動心。文聯對于想升官發財的人來說不算是個好地方，可是對于要干一番事業的作家、藝術家來說卻有著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十幾年來我參加策劃和組織文聯和各藝術家協會的活動幾百次，團結和帶領藝術家深入生活，繁榮創作，開展學術研討和對外文化交流等活動，文聯工作有聲有色、紅紅火火，在建設先進文化和繁榮發展遼寧地域文化方面文聯組織發揮了巨大作用，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高度認同和贊譽。我們以扎實的工作和有效的作為證實了文聯組織有為就有位。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文聯工作期間不但沒有耽擱個人創作，反而拓寬了我的創作領域，十幾年間我創作的《牛大叔提干》、《紅高粱模特隊》、《過河》、《說事》、《送水工》、《不差錢》等喜劇小品流傳全國，同時還創作了《紅燈綠燈》、《男左女右》等多部電視劇，投拍了《明天我愛你》、《貴妃還鄉》等3部電影，發表文藝評論文章30多篇，獲得國家級和省級獎勵40多次，還獲得了國際演劇聯盟亞洲分會、日本富山縣藝術文化協會、韓國馬山藝術總會頒發的“國際文化交流特別貢獻獎”3次。先后被評為遼寧省德藝雙馨文藝家、遼寧省優秀專家，擔任了省政協常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還在全國曲代會上當選為中國曲協副主席。
以上羅列出如此多的個人業績絕無張揚炒作之意，我只是想以我的親身經歷說明在文聯工作也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同時我也想對當前正在文聯工作，特別是從政府或其他重要部門轉崗過來的朋友們說：文聯雖然不是什么有權有勢的機構，卻是一個適合做事的地方，從某種角度說文聯還是個比較圣潔的地方，也是最適合文人生存發展的好地方。
（作者系遼寧省文聯黨組副書記、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