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擁有56個民族的大國。同漢族一樣，居住在全國各地區的諸多少數民族大多有本民族的曲藝藝術。它們大都屬于以口頭語言為基礎，以說唱為主要表現手段的綜合性表演藝術。少數民族曲藝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形式各異，千百年來伴隨著本民族的生存、繁衍、遷徙，傳播著族源、宗教、生產、風俗等知識，陶冶著本民族人民的情操，在繼承本民族的民族精神、促進本民族的凝聚與團結、維護國家的統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擁有深厚的藝術內涵和獨特的藝術風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少數民族曲藝藝術獲得了新生。國家投入大量財力與人力，提高藝人生活、地位，挖掘傳統藝術，鼓勵扶植新的創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繁榮少數民族曲藝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普遍關注，各地在抓緊整舊、創新工作的同時，加強了理論研究工作的開展，促使其遵循著自身特有的藝術規律和特點發展，得到了長足的進步。
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曲藝
少數民族曲藝品類繁多、形式各異。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知有30幾個民族擁有80余種曲藝形式，并且新的曲種還在不斷產生。這些形式又大致可劃分為說的、唱的、半說半唱的、似說似唱的幾大類。它們可抒情，可敘事，可詼諧，可悲壯，既有鴻篇巨制、史詩般的歷史故事，也有爭取幸福生活、追求美滿愛情的頌歌。它們有著與漢族曲藝迥異的藝術特點，有著獨立的音樂唱腔體系，特殊的唱詞押韻方法，獨具特色的表演手法。
藏族折嘎（藏區最古老的曲種之一）、壯族末倫、白族大本曲、蒙古族陶力、朝鮮族平鼓彈唱、寧夏坐唱、土家族打溜子、侗族琵琶彈唱、苗族尼吶哩、瑤族鈴鼓等都是歷史悠久、極具民族特色的曲藝樣式。此外，蒙古族的曲藝烏力格爾（蒙古語說書）、好來寶（聯韻唱詞）、笑呵亞熱（蒙古語相聲），朝鮮族的漫談、才談、三老人，新疆的達斯坦、買達（維吾爾族說書），傣族的贊哈調，哈尼族的哈巴等等，都有著自己的藝術特色，是少數民族曲藝中的精品。
創作思想與時代同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得少數民族曲藝獲得了新生。一批批流浪四方、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民間藝人，同千百萬各族同胞一道，從封建領主的壓迫下被解救出來。黨和政府給與他們極大的關懷，通過所組織的各種活動，肯定了他們的藝術成就，提高了他們的政治地位，鼓勵了他們的創作熱情，并向他們傳播了新思想。少數民族最多、少數民族曲種也最多的云南省，20世紀50年代初便開始了對民間藝人的團結教育工作，組織他們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參與社會改革，通過到內地參觀、學習、訪問等活動，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藝術水平。在新文藝工作者的幫助下，少數民族曲藝藝人滿懷極大的政治熱情，以一顆掙脫鎖鏈、當家做主的自豪之心，創作、演唱了一批控訴舊社會的黑暗、歌頌新中國和共產黨的曲藝新作。影響較大的有：蒙古族好來寶《說唱藝人的今昔》、烏力格爾《苦歌》，本子曲《解放曲》，哈尼族哈巴《共產黨領導賽蜜糖》，傣族的贊哈調《玉娥的新衣》，侗族琵琶歌《李妮和清苦情歌》，壯族末倫《黃連變甘草》，維吾爾族苛夏克《我們在自由幸福地生活》等。
1956年，新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5月，毛澤東代表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極大地鼓舞了廣大少數民族曲藝藝人的創作積極性。他們的創作觸角伸向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廣闊天地，通過對自身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和山鄉風貌巨變的肯定，歌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成為這一時代創作主流。維吾爾族苛夏克《拖拉機來了》，蒙古族好來寶《鐵牛忙》，藏族折嘎《翻身奴隸唱家史》，朝鮮族三老人《豐收之歌》，白族大本曲《大理好風光》，撒拉族巴西古溜溜《新循化》，壯族唱詩《新風贊》，傣族贊哈調《傣家人之歌》《流沙河之歌》《瀾滄江之歌》等，即屬這類新作當中的佳篇。
運用諷刺的武器，批判人民內部的錯誤觀念和不良風氣，在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曲藝新作中也有所體現，影響較大的有：蒙古族笑嗑亞熱《懶漢》、藏語相聲《醉酒的害處》等，寓莊于諧，寓教于樂，使人在忍俊不禁中受到教育和啟迪。
為宣傳革命思想，豐富演出劇目，一些少數民族曲藝家取材于在人民群眾產生廣泛影響的中外小說和電影戲劇，運用本民族的說唱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進行改編和再創作，排演了一批深受本民族群眾歡迎的新書新曲。如蒙古族烏力格爾《白毛女》《紅巖》《林海雪原》，錫伯族念說《新兒女英雄傳》《呂梁英雄傳》《鐵道游擊隊》，白族大本曲《雙槍老太婆》，瑤族鈴鼓《智斬欒平》等，對配合革命傳統教育，發展民族藝術，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沸騰生活，為少數民族曲藝藝術的新創作提供了廣闊天地，使得一批具有較高藝術造詣和創作才能的民族曲藝藝術家顯現出來，如蒙古族的琶杰、毛依罕、道爾吉，白族的楊漢、黑明星、張明德，傣族的波玉溫、康朗甩、康朗亮、康朗英，侗族的吳居敬，水族的潘靜流，朝鮮族的崔壽峰等等，他們不僅能說會唱，而且能寫能編，以辛勤的勞動，為少數民族曲藝藝術的繁榮與發展做出了貢獻，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尊敬與愛戴。
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少數民族曲藝也經歷了一場浩劫，說唱活動被視為“歌頌王公貴族”、“宣揚封建主義”的“四舊”遭到取締，眾多藝人被打成“封建迷信職業者”受到迫害，一個又一個曲藝廳、館被關閉。極少數艱難維持演出的藝人，也只能一直說唱所謂的樣板戲或改編自《金光大道》等少得可憐的幾部被特許與觀眾見面的作品。
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各民族說唱藝人同全國人民一道感到無比的歡欣鼓舞，他們利用手中的文藝武器，投入到揭批“四人幫”、撥亂反正的斗爭中。蒙古族好來寶《四害的丑態》、朝鮮族漫談《瘋狗》、白族大本曲《鐵隊長》等，成為這一時期影響較大的新作品。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少數民族曲藝迎來了它的第二個春天，開始進入繁榮期。各民族曲藝家精神振奮，筆耕不輟，創作上演了一大批反映改革開放、謳歌“四化”建設的新書新曲，一個以多種形式蜂起，多種題材并行為特點的創作新局面逐漸形成。各民族地區恢復、新建了許多曲藝廳、說書館，相關部門也通過舉辦培訓班、曲藝新作會演等活動，培養曲藝新人，推出曲藝新作。電臺、雜志紛紛播出或刊登久違的少數民族曲藝作品。
近年來，歌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反映人民群眾市場經濟下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成為少數民族曲藝的創作主流。時代給了少數民族曲藝廣闊的創作天地，少數民族曲藝同樣承擔起反映時代的責任，它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
藝術形式改革創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眾多的少數民族說唱藝術家與熱愛這門藝術的漢族文藝工作者一道，為使古老的民族形式適應新時代的需要，在繼承、借鑒傳統藝術成功技藝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的革新與創造。他們緊緊追隨豐富多彩的社會主義新生活，遵循黨的“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根據表現新題材、新人物的需要和各民族群眾不斷提高的藝術欣賞要求，于文學、唱腔、伴奏、表現形式等方面做了諸多嘗試，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藝術革新的收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不少土生土長的說唱形式革故鼎新被搬上舞臺，煥發出新的風采；一些嶄新的具有較為濃郁的民族特色的說唱品種創造出來，又逐漸在群眾中扎下了根，成為各族人民文化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世紀60年代初，云南的文藝工作者便開始了對舊有的少數民族說唱形式藝術上的創新工作。1962年，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文工團首先將傣族的喊伴光推上舞臺，男演員邊說邊唱邊表演，并配以樂器伴奏，一改傳統舊貌。其后，他們又于70年代初對該形式進行了第二次改革，終使這一形式成為一個深受觀眾歡迎的、具有多種藝術功能的說唱品種。
1963年，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文藝工作者，將改革后的彝族四弦彈唱搬演于舞臺。首次嘗試取得可喜成果之后，他們又于1965年對流行于石屏縣一帶的彝族白話腔進行了改造，得到了觀眾的承認與歡迎。其后，他們再接再厲，與哈尼族說唱藝人結合在一起，使古老的哈巴藝術展現了新顏。進入80年代后，他們又開始了彝族甲蘇的革新工作，在保持傳統唱腔音樂風格的前提下，廣泛吸收了彝族民間音樂素材，固定使用了[甲赫]、[舍赫]、[賽赫]、[嗚]等曲牌，豐富了藝術上的表現力，使數百年來一直“照本宣科”的古老曲種開出了新花。
在西藏，以土登為首的一批藏族說唱藝術家，為擴大藏族曲藝藝術的影響做出了積極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上世紀80年代初，他們大膽地對傳統的《格薩爾》說唱進行了改造，變千百年來《格薩爾》單檔、無伴奏演唱方式為群口、化裝、自彈、六弦琴的坐唱，增加了舞臺表現的氣氛與色彩，融說、唱為一體，歌聲雄渾，表演更為傳神。
此外，尚有不少少數民族說唱品種，如白族的大本曲、壯族的末倫、哈薩克族的冬不拉彈唱、藏族的喇嘛瑪尼、水族的旭早、維吾爾族的苛夏克、瑤族的鈴鼓、傣族的贊哈調、回族的宴席曲等，在藝術上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出新，或表演形式，或文學手法，或音樂唱腔，多有創造與開發。
朝鮮族三老人，則是新中國建立后經少數民族曲藝家之手創造出來的歷史最長、有廣泛影響的一個新曲種。
1967年，貴陽市曲藝團在深入少數民族地區演出活動中，借鑒侗族民間說唱的音樂素材，在“琵琶歌”、“大歌”的基礎上，吸收蘇州評彈真假嗓相結合的演唱方法，嘗試推出了一個用漢語方言坐唱的新品種——侗族琵琶彈唱，現已成為一個深受侗族及漢族廣大觀眾喜愛的成熟的民族說唱藝術品種。屬新中國成立后新創的少數民族說唱品種還有佤族的羅彈唱、壯族的漁鼓等。
伴隨著漢族文化與各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大量交流，漢族的各類曲藝形式也被不同程度地介紹到各少數民族人民群眾之中。因此，一些民族的文藝工作者，在繼承本民族傳統藝術的基礎上，直接吸收漢族相聲、快板等曲種的一些表演手法，創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相聲、快板形式，如在藏族民間舞蹈卡諧（藏語，意為“對白”）的基礎上創造的藏語相聲，在蒙古族民間笑話基礎上吸收漢族相聲手法創造的笑嗑亞熱（蒙古語，意為“蒙語相聲”），余者還有維吾爾語相聲、景頗語相聲、侗族相聲、侗語快板等，均已成為各民族說唱藝術的重要部分。
中國的少數民族曲藝文化盡管非常豐富，進入21世紀以來，其生存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卻一直比較嚴峻。當前，國家有關方面為保護少數民族曲藝做了大量工作，通過舉辦少數民族曲藝展演活動、非物質文化保護工程等，一大批瀕臨滅絕的少數民族曲藝曲種正在得到了新的挖掘與保護，一批批傳承人正在成熟起來。我們相信，在黨和國家對少數民族曲藝的關懷下，少數民族曲藝會再一次煥發出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