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中國當代書法的步伐，與60年共和國風風雨雨相始終。書法是中國文化的結晶，文化盛而書法盛，中國文化又與中國的政治經濟互為表里，故國家盛則文化盛。以此環環相生，中國書法的興旺發達，絕對離不開中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興旺發達這個前提。
一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在為政治目標作形象詮釋方面，書法先天就是十分弱勢而不得不讓文學小說、繪畫雕塑、電影廣播專美于前。因此，上世紀50年代前期，書法成為一個冷辟、寂寞的存在，只有極少數愛好者在私下里興趣盎然而已。
50年代中后期，伴隨著國家經濟文化政策的大調整和一代巨擘沈尹默先生的呼吁，書法開始從潛層次走向前臺，以弘揚民族文化為旗幟，書法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合法身份與正確定位。當時受眾不多的北京電視臺開辦書法講座；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北京相繼成立書法篆刻研究會，以組織形式開展有序的藝術活動。隨后，浙江美術學院又創辦書法篆刻大學本科專業，各大報章也開始陸續刊登書法篆刻方面的文章以示提倡。可以說，如果沒有“文革”十年浩劫，書法本來已經進入了健康發展的快車道，一大批聚攏在老書法家周圍的中青年團隊已隱隱成形。此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外力”則是，伴隨著中日民間文化交流而來的日本書法家代表團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連續每年訪華，和60年代初中國派出一個由潘天壽、王個■、顧廷龍等專家組成的書法代表團訪問日本，以及橫跨五六十年代的五六次大規模的中日書法交流展，一方面為中日的民間外交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也極大地刺激了書法的超速發展——五六十年代的中日關系正常化之前的書法外交，是足可以與70年代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前的乒乓外交相媲美的——區區書法一藝，竟能與國家的大外交相表里，這是令處在“冷宮”的書法家們無不喜出望外、熱淚盈眶的。
70年代初，以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為平臺，毛澤東主席贈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一部懷素《自敘帖》，日文版《人民中國》推出“中國書法”專刊。書法家們激動地奔走相告，書法的春天來了。應該說，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到來，中國命運面臨大轉折、大發展之前，懷素《自敘帖》作為國禮和《人民中國》的書法專刊，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近30年書法命運沉浮不定中的一個最大亮點。正是因為有了它，書法的薪火不滅與信心不滅，才有了可能。
二
新時期到來之初，書法復興呈現出極好的勢頭，作為其標志性事件，大約有如下五項可作范例：上海率先創辦《書法》、《書法研究》并舉辦全國群眾書法比賽；浙江美院第一次招收書法篆刻研究生，培養高級書法人才；全國第一屆書法篆刻展覽在沈陽開幕，書法家們終于有了展示自己藝術才華的舞臺；中國書法家協會成立；全國第一屆書學研討會在紹興召開，理論家隊伍形成。
一場氣勢恢宏的書法大戲正拉開序幕……
以中國書法家協會為組織核心，書法家們終于有了自己的組織系統，國家級的、省級的、市縣級的……一套龐大的架構迅速形成。它為團結數以十萬計的書法家們提供了一個有序的空間結構。書法家協會又成為文聯的一部分，取得了與美術、音樂、舞蹈、戲劇、影視相平等的藝術地位。而書法也不再僅僅是寫毛筆字，而是成為一種藝術門類，并要求書法創作要有藝術表現力。新時期以來，以書法家協會為核心，首先建立起了書法創作、評審、展覽的各種工作序列，如全國書法篆刻展覽、全國中青年書法篆刻展覽等綜合性展覽，全國各篆隸楷草書體單項展、楹聯尺頁扇面等形式單項展以及自作詩和中日書法交流等展覽。30年來的書法展覽，極大地改變了書法的原有生態，把書法從傳統的“書齋文化形態”拉向一個公共的“展覽文化形態”，以至于有學者公開指出，今天的書法時代，是“展廳文化時代”。
從展覽起步的新時期中國書法篆刻，在許多方面開始形成了鮮明的藝術體格。在學術研究方面，以書法學學科建設與書法史學、書法美學為雙翼的理論形態，第一次跳出了古代書論札記的方式，以一種現代學術研究的宏大氣勢，迅速形成了當代書法理論研究的新目標與新視野；而超越民國以來書法研究大都只限于技法研究的舊窠臼，當代書法理論在思辨、考證等方面都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成果群。許多即使在大文史立場上看也富有價值的史學、美學成果，標志著我們這個時代書法學術意識的覺醒與快速提升，各大出版社也推出了許多系列法帖和名品集，以精美的印刷質量，讓我們有幸目睹了許多古人也未必得見的歷代名跡。
書法專業教育走向大專院校，是新中國成立60年來書法領域里最值得夸耀的業績。中國古代沒有大學的體制，近代維新變法，開始從國外引進大學的形態，但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書法始終只是一種修身養性的方法與識字寫字的文化需求，缺乏來自專業的知識背景與現實需求。但在上世紀60年代初，書法開始有限地進入大學，而70年代末書法又幸運地被納入研究生學歷教育。80年代中期以來，以中國美院、中央美院、南京藝術學院、首都師范大學等為代表的本科、碩博士書法專業教育體制，如雨后春筍，相繼面世。迄今為止，在高等書法教育方面成建制的書法本科專業，在全國有30多家。可以說，近百年書法史中，書法的正規專業教育的飛速發展，是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亮點之一。因為它的興盛，使得書法學術研究也走向興盛，更重要的是，它的存在使書法家的知識背景與學習結構產生了本質意義上的變化，一大批專業學習的人才脫穎而出，對原有的書法從理念到實際操作技法的意識標準，都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
最后看書法的國際交流，本來，新中國成立初期書法之所以獲得復興的機遇，正是有賴于中日之間的民間文化交流。新時期以來，中國書法家乘改革開放之東風，積極主動地走出國門，與海外書法同行們在書法展覽、書法學術研討、書法教育諸方面，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的交流。書法是中國的，但書法家們的視野卻應該是世界的。除了在古代即已與中國有悠久的交流傳統的日本和韓國以外，中國書法還積極走向歐美。上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書法大展”、“國際臨書大展”開其端，到上世紀末在法國舉辦的20世紀書法大展，再到近年的“中國書法環球行”系列活動；中國書法的交流對象遍布亞洲、歐洲、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尤其是隨著中國國力強盛，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影響越來越大，書法作為中國文化的象征符號，正在受到意想不到的全世界的關注。此外，依靠外國留學生到中國專業學習書法，書法的海外傳播逐漸擺脫限于華裔圈的尷尬，從而真正成為藝術的“世界語”。
三
新中國60年的書法發展，告訴我們幾個十分樸素的道理：
書法興盛有賴于國家強盛
60年來，中國的國家建設也經歷了興旺、沉滯、崛起、走向高潮的階段性特征，文化領域中的書法，也與國家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比如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百廢待興；上世紀50年代后期的文化繁榮期；十年浩劫；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到今天的成為世界大國，其間的起落，正與書法的60年發展軌跡完全吻合。這些告訴我們，沒有一個人物命運、一門藝術興衰、一種思想理念的起落，是可以游移于民族、國家的大氛圍之外的。那么反過來的含義是，書法家要求得自身的專業發展，也應該樹立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
書法興盛有賴于解放思想更新觀念
60年書法發展，我們遇到了幾千年古人未曾遇到過的時代新問題。比如書法的“展廳文化”，書法的“創作 — 評審”機制，書法理論的學科意識、美學思辨，書法的全面進入高等教育，書法的進入傳媒報刊、影視與互聯網，書法家協會的組織架構……這么多的內容，中國古代書法何曾遇到過？如果抱著老舊的筆法不放，以為只有它才是學問，又如何來應對書法在今天的日新月異？當代書法家敢想前人之未想，敢做前人未有之嘗試，大膽創新、大膽變革、大膽調整，才造就了今天中國書法如火如荼的大好局面。古人沒有的今天不妨有，古人不以為然的今天無妨重視關注，古人認為不足道的今天卻可能是發展的關鍵，只有不斷“與時俱進”，書法的發展才會跟得上突飛猛進的時代步伐。遍觀60年來的中國書法發展，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認為，我們橫跨幾代人的努力是有效的。書法興盛有賴于每一個書法家腳踏實地的努力。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的書法人口數以千萬計，有相當水準的書法家隊伍，約在五萬之數。一門藝術有如此龐大的社會文化基礎，這是任何其他藝術門類如繪畫、舞蹈、戲劇、音樂所無法比擬的。它造就了中國當代書法發展的資源——無論是專業資源、人力資源，是出乎尋常的充沛豐厚，是古人限于文人士大夫小圈子的“貴族文化”所無法想象的。書法的走向社會化，告訴我們一個簡單的事實：首先它是最受大眾歡迎、也最有群眾基礎的一門傳統藝術；其次它在擁有雄厚的社會資源的同時又亟需對專業質量與高度的提升，如何處理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是擺在我們當代書法面前的一道大題目。而無論是做普及推廣工作還是做研究創作工作，其實都有賴于每一個甘愿投身于此的“書法人”的敬業精神與不懈努力。一個時代的輝煌業績，是靠每一個人的付出匯聚和支撐起來的。
我們已經看到了當代中國書法60年之不同于幾千年古典書法的歷史特征，也看到了當代書法有條件、有可能創造的時代業績，在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作為一個書法家，我們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感到無比自豪、充滿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