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第一次擔任文聯職務至今已整整３０年。１９７９年１１月的一天，時任西藏軍區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的夏川，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認真地對我說：“西藏的文學藝術這么豐富，各門類的人才這么多，為了繼承傳統，團結隊伍，經區黨委批準，要成立西藏自治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提名你擔任副主席。”我當時是西藏日報社記者部主任。
夏川１９５０年從四川成都背起背包，踏上進軍西藏的征途。走路、騎馬，上山時抓著馬尾，下山時拄著拐杖，跨過瀘定橋，越過阿朗山，穿過藏東密林，夏川和先遣部隊一起把五星紅旗插上了喜瑪拉雅山。西藏解放了，重任卸下了，他調回北京，后來擔任八一電影制片廠的廠長。在我們的各種會議中，有一個會是我們中國人、乃至全世界都不能忘記的，那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它似春風吹綠了大地，它似陽光融化了冰雪。文學創作破冰起航，藝術繁榮千帆競發。西藏自治區黨委把夏川這位革命文藝的開路先鋒又請回西藏，開創新時期西藏文藝的新局面。我被推薦的理由也簡單。１９７９年，政府撥了一項專款，開始維修布達拉宮，報社派我去發篇新聞稿。８００字的新聞稿連寫了三遍，差點沒有通過，反過來，一篇４０００字的散文《布達拉宮鼓聲》被北京的權威文藝期刊采用，后被西藏多家報刊轉載，在文藝圈內好評如潮，我也差點被炒成妙筆神仙。說實話，這是瞎貓碰上死老鼠，我因從小生活在布滿佛像經書之屋，傾聽暮鼓晨誦之聲的緣故，駕輕就熟地寫了一篇觀感，自覺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不料竟獲得了眾人的青睞。我不是一個沒有虛榮心的人，這一捧，可來勁了，差一點把本職工作和業余愛好主次顛倒、新聞采訪與文學創作關系混淆了。
后來，我當選西藏自治區文聯副主席。同學朋友前來祝賀，有人坦率地說，“你小小年紀當這么大官，真幸運。”有一天區委組織部的副部長來看我，我問他：“我這副主席是什么級別？”他回答十個字：“過去是什么，現在是什么。”問完話，我臉紅了，唉，自己還是個官迷呀！我后來明白，其實文聯的職務是個虛職，是個榮譽很高卻一般人當不了，但不跟所謂級別待遇掛鉤的職務。從此我十分珍惜這個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職務，經常敲打自己官迷心竅的私心。不久，我被任命為《西藏日報》副總編，還是那位組織部副部長來找我談話，他嚴肅地問我：“你知道報社副總編是什么嗎？”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過去是什么，現在是什么。”他說：“錯了，報社副總編是副廳級職務，有一些待遇，比如：發二類購物卡，一個月可以買１６斤精面、一瓶茅臺酒、兩條中華煙之類。”說實在，這時我心底里對這個職務和待遇沒有特別當回事，因為我一心想搞一輩子創作，盡管報紙工作責任重大，但是，文聯這崇高的職務促使著我不斷寫作。我的第一篇小說《神的恩惠》出稿了，寄給《小說》雜志，一個月后，收到退稿信。信上說，小說寫得很好，但沒有單位蓋章。那時，不少人的寫作權利被剝奪了，所謂“有問題”的人沒有權利發表作品，比如：“右派”、被政治審查的人，一般人寫作也得單位領導審查，組織機構蓋章。我揣著小說稿前往總編輯辦公室，在門外徘徊了許久，才鼓起勇氣敲門進去。總編輯翻翻厚厚的稿子，沉思了片刻說：“組織在培養你，我已經這把年歲了，辦好黨報的這份責任早晚你要擔哦。”他從抽屜里拿出一枚紅色印章說：“章你自己蓋吧！”不久，小說發表了。最近，我在《讀者》雜志上，讀到了一篇一個在獄中服刑的人的散文，我猜想，他這篇稿既沒有獄長審過，也沒有單位蓋過章，肯定是作者貼足郵票，投入郵箱，好似放飛了的一只鴿子，落在了編輯的手中。從這小小的變化，可以看出我們文明程度的提高。
擔一份責任，盡一份義務。我擔任文聯職務，就應當履行對外文化交流的職責。第一次率西藏文藝家代表團出訪奧地利、希臘是在１９８６年。我們在維也納參加了音樂會，參觀了博物館，出席了招待會，給我的印象是，當時絕大多數歐洲人覺得遙遠的中國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不了解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這也許與我們過去“閉關鎖國”的政策有關，也許與西方那些帶著有色眼鏡的所謂漢學家的誤導有關。一天中午，我住的酒店老板捧著鮮花興沖沖地到房間拜訪我，我很高興，趕緊把翻譯請過來與他交流。他開口就說，豐田汽車質量如何如何好，尼康相機功能如何如何多。我說，我是搞文藝的不研究汽車、相機。他又開口夸高倉健、山口百惠的演技。我打斷他的話，主動介紹武打明星李連杰和成龍，他懵了，說沒有聽說過這些演員。他這才問我是哪個國家的人，我讓他猜，他說我肯定不是日本人，然后他猜：是韓國？新加坡？我直搖頭。最后他急了：“那你到底是哪兒的？”我響亮而誠懇地告訴他：“我是中國人。”他尷尬而冷漠地笑了笑，熱情驟減。我主動打破沉默，故意問了幾個有關中國的常識性問題，他不但一無所知，還反問我：“你們那兒男人都留有辮子，你怎么不留？你們那兒出門遠行都坐毛驢車，是不是買不起汽車？”還說了些城市沒有公廁、人人都吃狗肉之類的話。我氣得面紅耳赤，忍無可忍，請他出去。他出去時差點把送來的鮮花拿了回去。原來，他送花本身是一個誤會，他誤認為我是日本人。到希臘首都雅典，導游小姐一見面就介紹說：“雅典是歐洲文明的起源，人類建筑的精品，世界旅游的圣地。但小偷很多，很不安全，請大家注意。不過你們是中國代表團，他們一般不偷中國人，知道中國人沒有錢，就怕小偷誤認為你們是日本人。”我又一次面紅耳赤，肺都快氣炸了。
２０年過去了，我已經連續兩屆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20０６年，我率中國文藝家代表團訪問意大利、俄羅斯、摩爾多瓦。今天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到處欣欣向榮，中國國力不斷增強，國人揚眉吐氣，走到哪里都令世界刮目相看。在意大利，出了羅馬機場，當地民間文藝協會的主席西裝革履，油頭光面，捧著一束鮮花前來迎接。上了豪華的寶馬大巴，他就迫不及待地向我們介紹注意事項。他說：“羅馬社會治安總的不錯，但流浪漢、吉普賽人、小偷很多。這些小偷專偷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有錢，而且喜歡把現金裝在手袋里，請你們千萬要注意安全。”我脫口問了一句：“他們偷不偷日本人？”他說：“現在日本人沒有中國人有錢，就怕小偷把日本人當成中國人。”
我們參觀的第一站是羅馬藝術陳列館，門口收票人的第一句話是標準的漢語“你好”，進去之后導游用生硬的漢語作介紹。中途我去了一趟洗手間，又看見一個醒目的中文標識。后經了解，我才知道現在到意大利旅游的中國人在數量上已經超過了日本人、美國人、英國人。
有一次，我們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農莊吃飯。門口有個出售紀念品的小商店，店主見我挑選商品，主動過來搭話。他用手連比帶劃，操著蹩腳的漢語和我們聊了起來。他到過中國６次，店里的商品百分之百是中國貨，他每天晚上請一個莫斯科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給全家５口人教兩個半小時的漢語。他得知我是搞文學創作的，便說他也愛好文學，硬是把我拉進他的里屋喝咖啡。進入這臥室連著廚房的小平房，撲入眼簾的是一件件來自中國的商品：１４寸的彩色電視機，袖珍收音機，微波爐，配套齊全的灶具，就連招待我們的茶具也全是中國產品。據他介紹，莫斯科旅游景點的商品百分之九十是中國制造的。我臨走時，他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現在我們很羨慕中國，你們富得太快，假如沒有中國商品，我賣的東西沒有了，用的東西也沒有了。想想，我們也很忌妒你們，曾經是你們學我們，還靠我們援助的呀！”
人類有許多共同的夢幻、理想、追求，也有共同的崇高、尊嚴、敬畏，我真正感覺藝術家地位之崇高是在歐洲小國摩爾多瓦。中國文藝家代表團到來之前，接待我們的摩爾多瓦作協向總統府寫了一個報告：中國要派一個高規格的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團，團長是部長級的中共云南省委副書記丹增，要求撥一點接待費并請總統或總統府主任接見。后來，總統府批復說：經費緊張不能資助，規格不夠總統不見。摩爾多瓦作協只好向會員攤派籌資，請文化部副部長會見。代表團到達的第三天，本身是著名作家的摩爾多瓦文化部副部長主持召開了中摩文學藝術家創作經驗交流會，我在會上作了題為《我的創作道路》的發言。會議氣氛活躍，發言踴躍，感情真誠，交流深刻。第二天中午，摩爾多瓦作協副主席尼古拉舉行招待酒會。席間尼古拉兩次被叫出門外接電話，每次都在１０分鐘以上。酒會直到下午３時才結束，尼古拉喝得不算酩酊大醉，但酒氣沖天，被兩個人扶著上了大巴。他在車上向我們賣關子：“你們知道剛才是誰給我打的電話嗎？”我們的翻譯說：“是總統府”。他又帶著神秘的表情問：“總統府說什么你們知道嗎？”大家搖搖頭沒吭聲。他搖搖晃晃站了起來，伸手扶著兩邊的椅背，清了清嗓子，然后神氣地說：“總統要見你們代表團，我說不見，上次要錢不給，求見不行……”我問他：“總統原來不見，怎么現在又想見了呢？”尼古拉副主席這時酒勁上來了，舌頭已經在嘴里不能打轉了，他的秘書代為解釋。原來座談會的消息昨天在摩爾多瓦最權威的中央日報作了詳細報道，報道中還介紹了每個代表團成員的簡歷，總統得知團長是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代表團中有歌唱家、舞蹈家、電影編劇，他驚呆了，到處打聽中國為什么派來這么個陣容強大、名家聚集的文化代表團。最后，總統直接打電話給尼古拉要見代表團。尼古拉一是喝了酒，二是對原來批復不滿，就對總統發牢騷，總統不滿尼古拉的態度，又直接打電話給文化部說：“官場有規格，藝術家要什么規格？藝術是人類共享的精神財富，藝術家是高于一切的崇高職業，還講什么條件？”總統又埋怨摩爾多瓦作協過去的報告沒有說清楚，要見我們代表團，表示對文化的尊重，對中國的友好。
摩爾多瓦是個面積不大、人口不多、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但畢竟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雖然最終沒有見到，但我深深地敬佩這位總統對文化的認識，對藝術的崇尚。人類有兩個文明，一個是精神文明，一個是物質文明，所有人命中注定要出生在這兩種文明的懷抱中，吮吸兩種文明的乳汁，汲取兩種文明的養料成長、壯大，直至終其一生。因此，對兩種文明必須一視同仁，一樣熱愛，不可偏廢。
（作者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